1 Mar 2006

谁的圣经?(上)

论西方反同性恋的宗教基础与诠释学──同性恋曾经是许多社会的禁忌课题,同性爱被称为一种不敢呼唤名字的爱情。在人类社会踏入21世纪之后,在我们历经人权思想洗礼之后,同性恋成为了一个不容我们逃避或罔视的社会议题。

华人社会至多视同性恋为一种反常恋情,但西方社会在宗教意识主导下视同性恋为宗教大恶,且罪该万死。
一种对思想的骚动

在西方国家,许多同性恋者勇敢的走出衣柜,充满荣誉感地站出来与主流社会对抗,收复被掳掠的爱情之权利。

东方社会近十年来对同志爱的讨论亦逐渐热闹起来。我自《星洲日报》的专栏发表多篇支持同志的文章以来,亦引来多回合的笔战。

我回马渡假,向大马基督教会与社会引介同志/酷儿神学,在大马基督教会再次起引起不小哄动,至今无论是讨论或对我的谩骂声依然不断,看来还会持续。

这种对思想的骚动,无论是在保守的社会或教会,都是必要的。

外头的世界已翻了几翻,我们还好意思继续沉睡?

在西方社会,反同性恋最大与最重要的势力来自教会。

反同性恋的宗教意识,是西方同志运动最大的阻力。

若与东方诸国相比,社会对同性恋的仇视没有比西方社会更惊人与恐怖。

华人社会至多视同性恋为一种反常恋情,但西方社会在宗教意识主导下视同性恋为宗教大恶,且罪该万死。
当年美国的民权运动与反种族隔离政策的运动,一样受到教会强烈反对,虽然争取民权的声音亦来自教会。
神学家Kathy Rudy在1997年的著作《性与教会》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同性恋议题对基督教会的冲击与所产生的分裂,就如150年前奴隶制议题对教会所带来的冲击一样。

今日反同性恋的基督徒指《圣经》明言反对同性恋,过去支持奴隶制的信徒一样指《圣经》赞同奴隶制,他们力陈《圣经》作者保罗明言奴隶应顺服主人,因此废除奴隶制是违反《圣经》的。

有者甚至表示《旧约圣经》记载挪亚预言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创世记9章25节),如果我们废除奴隶制,意味我们与神作对,使挪亚的预言落空;当时种种支持奴隶制的《圣经》理由不一而足。

之后,美国的民权运动与反种族隔离政策的运动,一样受到教会强烈反对,虽然争取民权的声音亦来自教会。

不少教会领袖指马丁路德金的行为不符基督教教导,没有如《圣经》所言般顺服在位掌权的。

有人还说如果白人可以与黑人结婚,那以后人亦可与猿猴结合,后果不堪设想。

过去这些人以《圣经》为由反对种种正义事业,说得斩钉截铁,反对得「正义凛然」,如今事过境迁,谁是谁非,应是水落石出;但过去加于迫害者的伤痛,不是所谓一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可以轻易抚平的。

不以史为鉴,注定重犯谬误,悲剧重演。


文本诠译与批判性阅读

历史一再教训我们任何的文字叙述与指陈,或任何经由语言描述的世相,都不可能有纯粹唯一的理解,甚至不可能有单一的东西,它们必须置身在草拟的时间与空间里去理解。

对文本(text)所提供的语言进行诠释,就是诠释学,但对这些诠释提出进一步根本的提问,则是诠释现像学。
阅读并不是如我们一般错误的以为只是一种意义与知识的汲取。相反的,它更是一种意义、知识与思想的创造。
早期的现像学家如胡塞尔以为所有的语言命题与思想的假设,我们应设法倒推至没有假设的原处,但近代现像学家与海德格与伽达玛指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世的思想与言说没有一个实存是没有假设的原处。

文本不只是提出语言结构与思想陈述,而且还有种种隐伏假设。

因此,批判性的阅读不只是理解与诠译,更重要的还是挖拙背后置身于时空的历史性假设。
传统对阅读与诠释的理解是,文本被化约为某种意义或某一固定知识,这知识与意义是文本作者原意,而阅读只是汲取有关意义与知识的活动。

但诠释现像学指出,文本阅读其实不是考古学的挖掘,因为文本「没有」真义,文本的假设甚至是原作者也不自觉与理解的,因此阅读与诠释是作者与读者的互动,亦是读者对本身思想的阅读。

人不可能在阅读时做出没有根据的理解与判断,而这所谓的前理解与前判断,就是假设,亦是历史性的存在;而理解与前理解是置身于一种辩证性(dialectical)关系。

这种辩证关系是对「绝对文本」谬误(fallacy of the absolute text)的批判,即强调我们不能取消文本语意的自主性,亦不应否定文本为作者提供的事实。

换言之,读者不能对文本随意解读,作者的意图在文本是由读者合法地形变(metamorphosis)。

职是之故,阅读并不是如我们一般错误的以为只是一种意义与知识的汲取。相反的,它更是一种意义、知识与思想的创造。

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有人说基督教会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圣经诠释学的历史。
《圣经》诠释学力图在不同的历史现场与时空脉络诠释《圣经》,实践信仰。
同志神学的起源

以上所提的其实都是现今诠释学与《圣经》诠释学的常识之理论基础,而同志神学与酷儿神学,就如女性神学、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韩国的民众神学等,就是在这种语境发展出来的,力图在不同的历史现场与时空脉络诠释《圣经》,实践信仰。

美国的同志神学的起源可追溯至1950年代由圣经学者Derek Bailey 出版的《同性恋和西方基督教传统》(Homosexuality and the Western Christian Tradition),作者从中世纪教会的神学追踪基督教会对同性恋观点形成的轨迹。
在50年代,另一本举足轻重,影响同志神学发展的著作则是Robert Wood的《基督与同性恋》(Christ and the Homosexual)。

之后,有关讨论寂静了一阵子,原来神学家各自做更深沉的思考,在70年代重新出发。
Tom Horner 的《约拿单爱大卫》(Jonathan Loved David),John McNeill 的《教会与同性恋》(The Church and the Homosexual),Virginia Ramey Mollenkott 与 Letha Scanzoni的《同性恋是我的邻佑?》(Is the Homosexual My Neighbor?)均在70年代出版。

由于作者多属教会牧师或神父,作品着重于教会对同性恋的牧养与辩护,在当起引起极大的震撼。

80年代,耶鲁大学的历史学者John Boswell出版《基督教、社会容忍和同性恋》(Christianity, Social Tolerance, and Homosexuality),可谓是同志神学发展分水岭杰作。

这位权威历史学者探讨早期教会对同性关系的认同,引发了《圣经》有关同性恋经文的诠释争论。

之后,《圣经》学者如Robin Scroggs, Victor Furnish, George Edward, L.William Countryman 等人支持同志,参与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