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Oct 2009

学到一个新词

以强势的香港电影香港流行歌曲为战略武器的粤语「北伐战争」,或者「北上抗日」,其实从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而我们人类的语言演变,其实是一直跟随着我们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比如中国大陆人,学会学到的最先最初的粤语词汇,应该说是「的士」和「打的」。比我年轻的一代中国人,可能很不理解,如今融进大陆官方正式认可的汉语这两个词,的士,打的,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有什么关联?

要知道的历史背景是,30年前,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小城市,根本就没有的士(计程车)的营业,哪来「的士」这个概念?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倒是有为数甚少的计程车在街上跑,没吃过猪肉,倒是见过猪跑,知道的士这种计程车是怎么回事。可昂贵的车资,跟普罗大众每月的工资收入相比,的士也成了只有极少数人可以体验的特权,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普通老百姓何干?

所以,只有到了普通人办急事上医院赶时间,也可以消费得起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出现了,的士,打的,这样的外来词汇,才排得上用场,才融会贯通,融进当地的语言体系,成为当地语言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粤语中,将大陆汉语词汇「小姐」和「同志」的转义。

先谈「小姐」一词的转义。

我亲耳聆听过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的一次讲学,他对「新中国成立后,消除了嫖娼卖淫」的说法,也就是说,嫖娼卖淫这样的生活方式,被政府强制取缔消灭,非常不以为然。潘教授举的反例是,国营煤矿周围的农家妇女,和煤矿工人的性钱交易,从来都是「络绎」不绝的,何来「消除」一说?

不过呢,将农闲时节和煤矿工人做副业的农家妇女,跟如今价真货实的「性工作者」,放在一起称为「小姐」,恐怕会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哦。

所以,「小姐」一词特指「女性性工作者」的转义,还得等到香港人的工厂企业公司的北上,等到百万女工闯深圳跑东莞的年代,才会跟随粤语的北伐大陆,在中国大陆的汉语中生根发芽,最终立足成活,成为当代汉语的一部分。

至于「同志」一词的转义,我特别要说明的是,当代同性恋者的以「同志」作为身份认同,不是一种可选项的「生活方式」,与生俱来,痴心不改,跟轻而易举的什么生活方式,区别太大了。

不过,同性恋心理,同性恋行为,同性恋身份,还是很有时代特征的,是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

我在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周华山博士的著作中,就看到他转述洋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同性恋行为,甚至同性恋爱恋,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文化中,自古皆有。但同性恋者作为一个身份认同,却需要等到工业革命之后,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兴起,才会出现。

和小村子几十上百号人,七大姑八大姨,谁都认识谁的农业社会生态不同,城市中的匿名性,城市人居住的流动性,才可能让同性恋者,生存压力减少,才有可能远离父母家人,脱离口水八卦的泥潭,拥有自己的私密生活,随之而来的,才是独立自主的身份认同。

同性恋性行为,在中国大陆,也是自古皆然,当鸡奸犯判刑也好,被枪毙也好,就算是在所谓的社会道德最纯洁的年代,一直都在生生不息。但同性恋和其它的社会禁忌不同,可以伪装,可以隐藏,可以很不当一回事,结婚生子,也没什么过不去的坎,什么自身身份不身份的,认同不认同的,都不是很急需急迫的议题。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好像是重复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进化过程,年轻人进城的多了,远离了七嘴八舌的乡里乡亲,私密空间多了,更重要的是,自我意识到觉醒,不想委屈自己的本性,自身身份的认同,也越来越多地提上追求独立自主人格议事日程。

同志一词,偏偏在如此历史背景下转义,哈哈,真是生逢其时啊。

今天想聊的这个新词,既跟小姐有关,也跟同志有关。还是香港强势粤语的北伐,文绉绉的小姐之外,对女性性工作者,还有一个粤语称呼,鸡。好多粤语的字词都跟普通话千差万别,这妓女的妓,和鸡婆的鸡,倒是出乎意料的发音相似接近,叫鸡,招妓,也发音近似。

结果是,因为这个「鸡」的转义,居然冤枉涉及到既无发音相近,也没意思相近的另外一种常见家禽,鸭。其实依照语言的类似推理,鸡婆指女性性工作者,应该顺水推舟水到渠成,鸡公指男性性工作者,不成想,简洁明了的一个「鸭」,成为男性性工作者的代称。

我标题中提到的这个新词,对我来说是新词,对不少「如歌」的读者,可能早就滚瓜烂熟于心了,就是鸡鸭系列之后,「鹅」。到底是同志运动的成就,让同志有了更多的能见度,普罗大众也略知一二,还是不少同性恋者眼中,同志运动的副产品?使得专接男客的男性性工作者,原本不为人知,如今却在街谈巷议的俗语中,有了自己的借指称呼,鹅。

如同我在《有一群人,还没有名字》所言,对异装变性女孩的欣赏者,如今没有一个名称称呼。如此类推,那些变装异性的女孩,做了性工作者,该叫她们什么呢,鸡,鸭,鹅,之后,下一个无辜的家禽鸟儿,哪一只会做这些特殊女孩的指代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