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Jul 2012

星星、周丹與《新一代》對話:听他们的声音

星星博士主持愛白網的問答欄目十三年,為無數青少年同志解答各種生理心理感情家庭社會方面的疑難;周丹律師曾在復旦大學開設《同性戀健康社會科學》選修課,並致力提升中國的同性戀者的法律權益。

星星(Damien Lu,  PhD),美籍華人,1989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碩士、1995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曾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擔任美國洛杉磯精神署顧問、貝利·馬丁基金會中國防艾項目高級顧問,研究領域涉及心理諮詢、社會學、公共衛生等;從1998年開始,以網絡為平台,專欄回答來自中國大陸及海外心理健康和HIV/AIDS防治諮詢問題28,000人次。


新一代:在你長期主持的那個愛白網的問答欄目當中,青少年同志他們主要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星星:我最開始做是十三年前,現在的情況比那時候要好,十三年前很多人是對自己性傾向的困惑,自我認同度很低。就是說為什麼是我,我肯定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我是一個怪物等等,作為人的問題相對比較多。現在也有,但是比那個時候講得就要少的多。現在更多的是面對家庭出櫃問題面對工作場所,面對職場的隱秘,這一類的,相對多一些。現在,我覺得二十幾歲,大學,或者大學剛畢業的應該是。當然其實是千奇百怪的,就是各種問題都有,但是家庭應該是比較主要的壓力,就是不知道怎麼去面對。可能在大學裡是同性戀人關係,但是一開始工作就好像不是同志了。這個變化就是好像本來可以很自如,但後來又倒退回去了。因為要工作了,甚至有些人最後會去選擇結婚。原因最後基本上都是因為家庭。

新一代:如果一個青少年同志在意識到自己同性傾向的時候,他要經過怎樣的過程才能達到自我認同度很高的狀態?

星星:自我認同不論對於個人還是對於整個群體來講都是一個過程。最早的自我認同,比如說,有些人最早就是不能接受的,但現在還有年輕人給我寫信說我就是不能接受自己是同性戀,我想去改,我想去怎麼怎麼樣等等,這是最早的反應。因為對他來講,所受的社會壓力太大了,有時候也不見得是壓力,所受的社會灌輸,各種各樣的原因。這個時候他可能還沒有壓力,因為別人都還不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可能他接受的信息認為這是不健康的,變態的事情。這是一個非常根深蒂固的概念,我和很多同志人群或者組織接觸的時候,他們自己就會說,「那些正常人就沒什麼……」他們就是自己認為自己不正常。所以這個過程第一步就是把自己作為一個變態的怪人。但是,很多人在這一個階段停留很久,就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接受。以前有人在網上做調查問所有的同志說,如果有來生並且能夠選擇,你還願不願意再做同性戀。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說不願意。這種非常無可奈何的接受,實際上還不是自我認知,只是說我必須面對現實,我沒辦法。但你們這一代的同志就不太一樣了,自我認同程度比以前高很多。

新一代:有人在青少年自殺行為的成因中發現青少年性傾向成為他們選擇自殺行為的主要誘因,對這個問題你怎麼看?

星星:中國這方面的研究有沒有或有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在美國那邊確實是有社會調查,同性傾向的青少年裡面自殺的比例比異性要高,這是肯定的。

至於這個現象是怎麼導致的,這是一個科學與保守的區別。宗教組織宣傳同性傾向是一種不正常的或是畸形的心理現象。

實際上,在美國主流科學界認為這是由社會歧視和社會壓力造成的結果,就是對同志的污名的結果,也包括在學校裡同學間言語上的奚落,和其他歧視性的行為,甚至在中學生中還有肢體行為,就是說會被打,被威脅。所以,這樣他在面對各種各樣的壓力時,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疏導,也沒有一個有權威地位的人,比如校長、老師能夠介入這件事情,就很有可能會被人遺忘,沒有人能幫助去梳理,有些地方家長都不支持他們。現在美國有些學校有學生或家長去反映這種事情,學校會淡化,會說,「小孩之間都會這樣,沒什麼了不起。」

所有現在在美國的同志組織也不僅僅是同志組織,甚至包括很多維護青少年利益的組織,都在去催動學校明確的作出規定,要求老師、校長、心理輔導人員當聽到這種情況,就是有學生由於各種原因,不見得僅僅是由於性取向。比如有些人有如心理缺陷等各種原因,在受到欺凌時必須去干涉,且要有一種明顯的態度要所有學生都明白,這樣對待別人是不對的。而推動這東西的過程,在美國來講,是參差不齊的。因為美國各個地方的文化差異很大,和宗教這些東西有關係。如美國的東西海岸相對來講不論是對什麼樣的少數群體的保護,無論是從立法還是文化角度都會相對好一些。而中南部基督教相對廣泛影響的地區,你說到的這種情況還是很多的。

新一代:據了解,美國僅在2011年就發生了多起青少年因受到辱罵,同學間的歧視而自殺的事件。但中國,像這種比較極端的案例還較少見,那你覺得這是否可以說明,中國在這方面的社會包容度已經趕超了美國?

星星:僅從同性戀的角度看,中國從來都是包容度比被宗教控制的國家要好,古代也這樣,中國古代雖然有的朝代,如清朝,就曾經立法禁止過,但實際上只要是生兒育女,婚外再有同性關係也無所謂。當然這種情況存在的前提對女性非常不公平,因女性不可以,而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可以在婚外有男性伴侶等等一系列,但是女性就不可以。但至少從宏觀角度對於同性之間有性行為這事,在中國古代其實是沒有像某一時期的基督教國家非常激烈地應對。

我們現在認為西方歷史最輝煌的文藝復興時期,在那個時候的意大利,男男之間的性行為叫做「sodomy(雞姦)」,就是根據聖經上的「sodomy」來的。那個時候被發現了,會被在一個公開的廣場上活活被燒死。在中國古代實際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一個階段,這是一方面,因為對於同性傾向最大的仇視是來自於宗教,中國目前為止沒有這個。但是,很不幸的是,很多非常非常保守的宗教勢力現在在滲入中國,所以中國目前已經有所影響。

第二點,他們進入中國有的時候並不是以傳教士的名義,他們可以說他們是心理專家,因為他們也可以去學心理學專業,讀一個心理學博士。就是說他並不以傳教士的身份來中國,但仍然帶來的是這種理念。再一點,就是你剛才說的在美國有一系列的青少年同性戀自殺事件的原因之一其實是與網絡分不開的。

近年來在美國發生的很多,就是通過網絡,類似於微博這樣的東西去辱罵,污蔑,甚至還包括散布別人的隱私等等。但是微博是有利有弊的,利的一方面是可以讓大家暢所欲言,誰都可以發表意見。從推動言論自由的這個角度,是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但是反過來講,就是沒有規範,140個字的限制就是你根本不能討論稍微有點複雜性的問題。所以最後就是容易引發各種各樣的誤解,往往是任何一個事情說出來,很快就變成一種爭吵,就沒有理性的討論,也沒有去邏輯分析。因為很多人是交錯的,在不同的層次上說話。

雖然對未來沒人能預知,但是我在想,微博文化對於同性群體的影響很有可能以後也會有。所以,在學校裡面,我覺得像你們這樣的校園媒體或者社團組織,在有機會的時候就應該告誡大家,不要完全通過微博去表達自己,你能表達的是有限的,別人通過微博表達東西也是有限的,你要理解他的語境,是什麼樣的情況下說出來的話,否則的話,如果很多人把微博中的和任何人現實中的交流混淆的話,那我覺得還是會有風險,甚至可能會有嚴重的心理傷害。

新一代:現在越來越多的「同志」選擇「出櫃」,你認為青少年同志要面臨出櫃時應該要注意哪些問題?

星星:這個我其實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其實有好多不同的問題要注意。第一就是我們不能強迫任何人出櫃,這是每個人自己要做的決定,要考慮你自己的情況。這一點之外,我覺得最關鍵的是,自己的自我認知要非常清楚。出櫃最失敗的是,比如你出櫃了,父母反應非常不好你會退縮,這是最失敗的,對父母也很殘酷,又給他們一種假性的希望,好像也可能會改變。所以你自己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話,就最好不要貿然地行動。

第二就是特別對於年輕人來講,你自己要有獨立生活能力。像現在我接觸的有九六年的,他就想告訴父母,但如果父母反應很激烈的話,他們很多方面可以控制你。所以你自己的獨立生活能力是很重要的一點要考慮的。

第三點,比如說,很多人說我在向父母哭訴之前我會去搜集各種科學資料去證明同性傾向是正常的。我覺得這個可以做,但是不要依賴這一點去出櫃。因為現在中國的互聯網是沒有什麼質量控制的,你能找到多少多少正面資料,父母會在網上找到比你多幾倍的負面資料。而且本來和父母談這些事情也不能用科學去壓他們,實際上出櫃成功主要是靠親情。父母如果真的愛你,那他雖然可能不接受,如果他是把你們的幸福作為第一位去考慮的,那你往往最後還是能夠說服他。如果他們主要在意的是面子,別人會怎麼說,不在乎你的幸福或是你的感受,那可能就是怎麼交流也不見得有什麼結果。所以最關鍵的還是要你的父母理解,你的生活要想幸福會是什麼樣子,必須是什麼樣子,就是你要以你的本質去生活才能幸福。因為大部分的父母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幸福。

再有,有些人覺得好像我自己有了愛人以後再去出櫃,甚至有的人覺得我就是要等著有了愛人再帶著他一起向父母去出櫃。這個恐怕不是很明智的決定,因為我知道的很多情況是之後多少年父母都會說你看你是被這個人給帶壞的。而且,戀愛本身就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向父母說也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你人為地把這兩個事情混在一起,整個就變得更複雜了。我覺得,其實這兩個事情是應該單獨解決的。甚至說你在還沒有面對父母的時候也是應該戀愛,因為現在太多的感情關係是兩個人在拖,先過著再說,然後覺得出櫃是未來一個很虛無縹緲的事情,但你早晚要面對。經常有這種在一起兩三年,四五年,突然其中一個說,我壓不住了,我要去結婚了,所以我覺得向父母出櫃其實對你的個人生活包括愛情生活是一個完結。也就是說最幸福的日子是已經在向父母出櫃以後,那個時候愛情就沒有這方面的憂慮。



周丹,上海著名出櫃律師,從2004年起,周丹在復旦大學為研究生開設了一門選修課《同性戀健康社會科學》,2009年,該課程向本科生開放。2005年6月27日的美國《時代》周刊,將周丹形容為中國的同性戀者權益律師。


新一代:關於「同性戀」這個話題,過去一直比較敏感,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開始直面這個話題,你怎麼看?

周丹:毫無疑問,越來越多的人即使不能徹底認為同性戀不是疾病、不是心理障礙,但是他們越來越傾向於直面和正視這個現象。這是很多因素促成如此結果的。其中有一個因素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公民的自由和權利獲得了更多的政府的尊重和保護,尤其是作為私事的同性戀不應受到來自國家和社會干涉,成為常識和常規。當然,在學校、單位等領域內性傾向自由和平等、同性婚姻法等話題或許將是長期存在爭議的話題,不可能立即解決。各方積極和平和地公共討論有助於正視問題,有助於認清問題,最後有助於得出解決方案。

新一代:有人稱你是中國的同性戀者權益律師,你覺得同性戀者該如何正確利用法律來保護自己?

周丹:我作為一個向國內外媒體公開自己性傾向的同性戀者,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向需要法律意見和服務的當事人提供相關服務。任何人,無論其性別或性傾向,應當遵紀守法,同時依法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當然,同性戀者等因為擔心自己隱私等曝光,所以其中不少人選擇不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的權益。我認為,這種心態可以理解,訴訟等法律方式或許會放大隱私曝光範圍,但是如果訴訟是解決其正當利益的唯一途徑的話,我認為受害者應該聯系律師,聽取律師意見和建議。同時,聯系律師,聽取律師意見有利於當事人減輕受害者的受害心理造成的憤怒、過激情緒和行為,使事態往理性和妥善解決方向發展,而不是相反。

新一代:曾經有許多國家把「同志」劃歸為「心理或精神疾病」,但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取消了這種定論。你認為是什麼推動著這種進程?

周丹:很多因素促使同性戀非疾病化。其中一個因素就是科學,尤其是醫學(特別心理學、精神病學)從上世紀70年代起改變對同性戀的看法和定性。此外,從上世紀中期起,私下同性性行為非罪化轉向促進了其它領域開始改變對同性戀的看法。

新一代:在中國,近年來,由李銀河牽頭,諸多人大委員多次為同志人群爭取權利,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其中,這是否標誌著中國社會對「同志」現象表現出越來越大的包容?

周丹:李銀河雖然不是全國人大代表,也不是全國政協委員,但是她成功地利用每年「兩會」召開之際引起媒體和政府對這個議題的關注。由於不同的人對「包容」一詞有不同理解,所以我不便使用「包容」一詞,但是過去十年來,中國媒體對同性戀有關的現象的報導的確是趨向於客觀。

新一代:就目前的一些青少年所面臨的性心理問題而言,你如何看待青少年性教育的問題?

周丹:學校有義務向青少年提供科學的性知識和自我保護的資源和方式。性教育應適應不斷變化的青少年的狀況。我認為,對同性戀的科學知識和正確認識的缺乏或不足,或許是目前一些青少年面臨的主要問題。青少年有權自主探索、發現和實現自己的性傾向。家長、學校等應當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向青少年提供包括性傾向在內的涉及性的科學知識和自我保護資源和方式,不應打罵、體罰、侮辱、歧視未成年人,無論其性別或性傾向。強制青少年違背其心理欲望和發展意願,尤其是通過所謂「矯正治療」等所謂醫學方式糾正同性戀,這對青少年極其有害。所以,讓更多的學生和教師獲得性心理的科學知識、平等對待性向不同的學生或同學,或許是青少年性教育急需解決的基本問題。

新一代:對於高校裡成立的那些與「同性戀」和「防艾滋」相關的學生組織和協會,您對他們的發展有什麼意見或建議?

周丹:這些協會或者組織應當更全面地了解涉及性傾向的不同人群和校園的基本情況,同時與學校有關管理部門積極有效的協調,因地制宜地開展教育和科普活動。


本文原載:四川外語學院新聞傳播學院主辦的第19期《新一代》——《青年同志》特刊
(見習記者黃麗萍、徐維翰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