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滋病与梅毒与淋病一样，都是性病。但不幸的是前者被利用为攻击同性恋的借口，这说明身体的疾病是自然现像，但也同时是社会现像。
当宗教人士利用爱滋病以「证明」同性恋错误，他们以为这次终於找到机会可以在不诉诸宗教经典的情况之下，以「事实」证明同性恋错误，殊不知这种指责始终是一种客观的伪装而荒腔走调。
我说这种指责是一种客观与科学的「伪装」，因为事实一点都不客观。第一，这些反对同性恋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不是在爱滋病出现后才以「事实」来反对同性恋的，早在爱滋病出现之前，他们就大力以宗教理由反对同性恋了。
这种所谓的「证明」，意义不大。如果爱滋病有一天不再是绝症，他们是否愿改口说同性恋正常？如果有没有爱滋病，他们都以为同性恋是错误，他们所谓的「证明」根本没有科学上的意义。
第二，早期爱滋病患者中，最多的是男同性恋，现在不少是异性恋男人，女同性恋者一向来少之又少。但这些宗教人士是否愿按他们客观的标准，因此结论男同性恋罪恶，但女同性恋ＯＫ？
第三，早期爱滋病患者以男同性恋者居多，也不过是那些好肛交与多性伴侣的男同志。但事实是，不是每个男同志都好肛交，异性恋者中好肛交的大有人在，也不是所有的男同志都纵?j或拥有许多性伴侣。那些自诩客观的反同性恋者是否愿按客观标准，结论只有肛交（无论同性恋与异性恋）罪恶，只有拥有许多性伴侣的同性恋错误？
第四，如果爱滋病的出现可以「证明」同性恋错误，那在爱滋病之前，梅毒与淋病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异性恋错误？为什么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听说有人用这些性病来证明异性恋错误，现在他们却用性病来证明同性恋错误？这是什么标准？
爱滋病与梅毒与淋病一样，都是性病。但不幸的是前者被利用为攻击同性恋的借口，这说明身体的疾病是自然现像，但也同时是社会现像。有关於身体的疾病作为一种社会现像加以研究的论作中，傅柯的《癫狂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和《物的秩序》是其中三本不应错过的精彩杰作。
傅柯在《癫狂与文明》一书探讨癫狂与身体疾病的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作者强调现代医学的诞生不是一个属於医学技术的问题，而是词与物的关系问题，一个可见之物与不可见物发生了变化；身体的疾病，因为语言和目光的重新配置而被「发现」了。
如果有朝一日爱滋病不再是绝症，他们是否准备改变相信同性恋罪恶的立场？由此可见，爱滋病作为同性恋天谴之说，只是一种假装客观与科学，充满成见的说词。
由是观之，身体的疾病由一套知识论所定义，这套对疾病的知识论往往建立在以道德评判为基础的基本结构之上。某种疾病可以被解释为罪的咒诅或天谴，进而为病人贴上标签。在西方中世纪的教会传统中，麻疯病曾被视为一种「不洁净」的性病，是一种对性滥交者的天谴。麻疯病人被视为「活着的死人」，教会对麻疯病人的处置类似对死人的处置仪式，必须与社会完全隔离，麻疯病院成了麻疯病人唯一的去处。
在１５世纪之后，西方教会对麻疯病又改观，麻疯病的「地位」被梅毒取代。至於２１世纪，恐怕梅毒的地位又被爱滋病取代，爱滋成了同性恋的天谴，属於同性恋的疾病。这种对疾病的分类法，按傅柯理论，是古典医学的分类医学，把疾病化分为科、属、种的等级系列。
这种抽像的化分法其实充满了道德成见，是一种伪装客观的主观道德的陈述而已。中世纪赋加於麻疯病人身上的价值观、意像、意义，如今转移至同性恋那里。传统基督教会企图以爱滋病来「证明」同性恋罪恶，但早在同性恋出现之前，他们就以为同性恋罪恶了，如今「证明」之说从何谈起？再说，如果有朝一日爱滋病不再是绝症，他们是否准备改变相信同性恋罪恶的立场？由此可见，爱滋病作为同性恋天谴之说，只是一种假装客观与科学，充满成见的说词。
爱滋病为天谴，以「证明」同性恋错误，不过是以异性恋霸权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与价值建构的知识，却伪装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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