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May 2007

同志文化vs台灣文化:《刺青》導演周美玲和演員楊丞琳

「我證明了同志文化就和台灣文化一樣俗艷、三三八八、又亮麗」──《刺青》導演周美玲和演員楊丞琳

早在1980年開始,當時柏林影展主席,同時也是同志運動重要行動者的Manfred Salzgeber就表示,他們的影展應該納入更多同志題材的電影,這對30年前的歐美影壇來說是相當超越時代的激進舉動,因為同一年,妳╱你知道美國人在幹嘛嗎?

遠在亞美利堅的大法師導演威廉佛瑞金(William Friedkin)羞羞臉還和艾爾帕西諾拍了一部叫做《Cruising》的暴力電影。在片中艾爾帕西諾扮演臥底警察潛入男同志地下皮衣次文化圈,影片充滿對同志的偏見與歧視,難得出現在大螢幕的同志被塑造成由被害者成為驚悚連續殺人狂的角色,劇情超級突兀又充滿對同志的污辱,搞得當年許 多同志上街頭抗議發脾氣大鬧一場,甚至發生酒吧槍戰事件。

同志在電影裡有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這樣,不出現就算了,一出場,不是偏激的要死的死變態,就是一些帶有貶抑色彩的丑角討好大家,這大概就是80年代當同志的感覺,又悶又衰,全家摃龜。

而做為最早有同志運動精神的柏林影展在1987年設立泰迪熊獎(Teddy Award),希望能鼓勵世界電影工業拍出一些超越異性戀時代的同志電影,第一隻泰迪熊就送給了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的《慾望法則》,也曾經頒給葛斯范桑、德瑞克賈曼(他拍的《花園The Garden》大概是最好看的同志電影)、陶德海恩斯,華語電影只有香港關錦鵬曾以《愈墮落、愈快樂》獲獎。

今年,周美玲導演則以女同志電影《刺青》拿下了台灣第一座同志電影的奧斯卡。

柏林影展影評將《刺青》與阿莫多瓦的電影比較,濃艷的色彩,通俗的劇情,更多了詩意手法,美感。照周美玲的說法,「還多了很多霹靂味!」沒錯!拍紀錄片起家的周美玲,在自己最近的三部同志電影或紀錄片都粉味很重,迷茫霓虹色用很多。

2001年紀錄片《私角落》拍一間gay bar倒閉以前裡面那些追求愛情,瘋狂、熱情、又永遠充滿私密隱匿個性的同志生活,在此時,周美玲呈現了幾年前同志生活的一種「黑箱狀態」,所有的激情、妖嬌動人、痛苦、俗麗,都被驅趕與閉鎖在社會的某種「黑箱狀態」裡面,gay bar是與多數社群分離的一種歡樂安養所,一種彩衣粉味調笑的冷靜。

2004年劇情片《艷光四射歌舞團》以男性扮裝皇后為主角,美得像妖精的扮妝者,美得像檳榔西施的年輕男人,周美玲說「這部片在國外影展都被誤以為是泰國電影,因為,外國影評所熟知的台灣不是這樣歡樂、性開放、華麗繽紛的樣子,而是灰沉沉地,每個人都很悶。影評甚至說,如果你喜歡蔡明亮的電影,那你恐怕不會喜歡她的電影,這是另一種台灣電影。」周美玲電影中的台灣與同志總是充滿了喜感,電子花車式的禪意,那種被男性大師所忽視的民俗女性功 夫。

而這部《刺青》沒有一般得獎台灣藝術電影的半悖離市場性格,她很花,她很漂亮,她是讓人想哭又說好看的電影,就像阿莫多瓦的《完美女人》是把所有對生命複雜的思索用華麗的女性邏輯搬演上來,沒有那種欲蓋 彌彰的說教,如果妳/你感動到了就是感動到了,不喜歡就算了,並且,她╱他們都不排斥用大家喜歡的明星。
楊丞琳本人當然亮晶晶很漂亮!連空氣好像都變香了!大概是《破報》有史以來最漂亮的封面人物,我也是難得出來看明星,旁邊壹周刊的記者還不忘糗記者一下,「我們做訪問都沒有碰過《破報》的人喔!」(「對啦!我都嘛在採訪咪咪貓貓的社運人士!」)。

楊丞玲琳在《刺青》片中飾演家庭狀況很多,很年輕,很直接與熱情的視訊脫衣情色女生『小綠』,性格的另一半又是相當破碎與被遺棄的角色,就算說第一次演出國片就參加柏林影展也很難保證流行唱片歌手會被所謂的很酷很酷的文藝小青年接受。

楊丞琳說,「導演一開始找我的時候,我非常地訝異,我當然知道在多數觀眾眼光裡對我的印象就是那樣開朗、可愛、簡單,唱片歌手當然是被包裝出來的。朋友可能會覺得,電視上的那個真的是妳嗎?甚至有記者說,所謂的『小綠』那個角色是我在演自己而已,但是其實螢幕形象和這個角色和我的真實性格當然有很大差距,在電視上的快樂是快樂,但也是因為我並不能展現其他譬如憂鬱的情緒,除非大家允許 的話。副導在殺青的時候還對我說,『當初導演找妳妳不知道我有多反對,搞一個唱片大賣的明星來一定很難搞,沒想到你這麼可愛!』我想大家都忘了我不是一夕成名,也拍過戲,什麼環境都接觸過,導演一開始就擺 明了新生代演員裡面,『小綠』是一定要我演,這讓我對導演產生了很大的信任。」

周美玲在《刺青》裡為電影觀眾解構所謂的膚淺流行歌手的同時,也在解構從未被理解的青年次文化,一次解開了兩種東西。「青少年次文化從來只被理解為流行,這個電影裡頭每個刺青背後都有理由,同情所有卑微的人性與弱點,像被社會簡化的『小綠』的角色,會去暴露身體的人一定很膚淺嗎?會去暴露身體的人一定不膚淺!事情哪有那麼簡單。這個社會只是因為自己不敢作。她們為什麼一定要和社會唱反調,為什麼?心裡有什麼是不能被填補的,如果這個東西是永遠不能被填補的,那她拿這個世界怎麼辦?大人不會了解。」

在導演眼中,《刺青》另一個女主角梁洛施和楊丞琳是完全不同類型的演員。梁洛施在戲內飾演個性內斂壓抑的女同志,她去年以《伊莎貝拉》得到在香港重要性僅次金像獎的金紫荊獎之最佳新人獎,以及《第廿七屆葡萄牙國際電影節》中的最佳女主角。

目前十九歲的梁洛施小楊丞琳四五歲,卻在戲裡演比她大六七歲的女朋友,楊丞琳形容看到她很像看到年輕的自己,比較放不開,但又非常希望能證明自己的成熟,還覺得她滿適合演苦情戲,不過想到她那麼年輕演技就那麼好還是覺得很佩服,自己那個年紀的時候都還不知道在幹麻!

而導演說「梁洛施是那種直覺型的演員,她不太能接受做功 課這種事,比較希望能從自己性格裡面找出類似質感,我要讓他理解劇本裡的邏輯然後她自己發揮。而楊丞琳是用功 型的演員,自己做非常多的功 課,在現場完全不用看劇本。」

楊丞琳回憶起整個《刺青》拍攝前的準備,「導演是真的認識『小綠』這個角色,所以她強調的不是塑造,而是我有沒有真正理解這個角色,以及電影詮釋的方法。那時候我每天都會收到她寄來的傳真,她會問我譬如像,『小綠的真實性格是什麼?』讓我作答,我寫了好幾天,寫了三、四十個答案,每個角色背後都有自己複雜的故事。」

從電視圈那種導演下一聲「親!」的指令,演員就必須自己開始親的環境過來,楊丞琳上了許 多肢體表演課,她形容一堂表演課和梁洛施與導演、表演老師在一個密閉的房間裡八小時,完全不說話,兩位演員用肢體去感覺彼此,完全不能有間斷,老師在一旁下指令,「妳們是兩個很久沒見的情侶,看到對方你會想怎麼做?」,老師一彈指,兩位女性演員接到指令,就會立刻開始擁抱、接吻、撫摸對方身體(女同志應該很難決定自己想當楊丞琳還是梁洛施吧!);或是一次指令是,梁洛施不理楊丞琳,但是楊丞琳無論如何都不願意放棄,最後,梁洛施都抓傷了她,兩個人最後激動地哭起來,「在那八小時之後,我們兩個在身體上,以及拍床戲的時候就完全熟悉對方,不會害羞,我也從來沒有那麼仔細地貼近一個女生的身體。」
雖然楊丞琳說自己沒有去買硬蕊女同志A片回家研究,不過,她有看女同志影集《L Word》,也有去視訊交友網站旁聽上課觀砟@下,「裡面的女生真的都很自然,嚇我一跳,沒事還會抓個頭或喬一下奶,或是『啾啾』兩下抓一下自己胸部,我還假裝自己是台中人和她聊天,叫她脫衣服!」

「4、50年代崛起的美國扮裝爵士樂手自編的笑話:主持人問女同志:你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現妳喜歡的是女生的呢?女同志回答:當我發現她不是男生的時候。」

《刺青》電影裡頭梁洛施飾演女同志偏男的T角色,而楊丞琳則是偏女的婆角色,台灣女同志圈子也比較沒有所謂「性慾是流動的」(Sexuality is fluid)的實踐,T與婆仍是很多人執意清楚劃分自己的方式,而不能歸類為T或婆的人,還得叫自己「不分」這個奇怪的名字,超倒楣!

儘管在外型或床上展現性慾的方式可能有極大差別與超多的可能,總之大部分的女同志都還是和異性戀一般地鐵齒,別忘了上次《破報》復刊第446期的封面人物,歷史上第一位女同志導演,都快七十歲的芭芭拉.漢默(Barbara Hammer)來台灣的時候,就被那個「請問妳是T還是婆?」這個問題給愣住了,大概七十年來她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或許 在心裡說「好問題,你說的是口交、肛交還是在路上散步的時候阿?」。

對於T╱婆這種文化裡面的角色模式印象,楊丞琳說,「我看《L Word》的時候很訝異,發現裡面沒有這樣分的,不過這或許 也沒什麼不好,婆好像都過得滿開心的,可以選男又選女,老了還可以和男人走,T好像沒什麼退路。我覺得《刺青》裡我的角色讓我開心的一點就是,那是一個很專情的婆,我從小就從來一點也不排斥同志,有非常多女同志的朋友,不過我拍完《刺青》對T的慾望更了解,異性戀都把這件事看得太簡單了。大部分人認為同志的愛很強烈是因為她們很偏激,我覺得那是因為這個圈子的人少,大家要很把握關係。不過我認識的T真的都很怕受傷害。」

導演則說,「我認識的婆至少有幾百個吧!都是非常有女同志認同的,不像異性戀導演鏡頭下那種總有一天會跟男人跑,至於T很多人都對身體的慾望比較壓抑,譬如做愛都不能完全放鬆、享受,怕婆不能接受,不分就比較互相,現在台灣年輕的世代不分才是主流。」

周美玲的電影被台灣影評界譽為「新世紀最亮眼的同志電影」,一種混雜而生的綜藝詩味、動感、她好像不是來批判現狀的,而是用一種荒謬把現狀對人性世界的擠壓攤開來,她的電影一直在描述一種「踰越」,為酷兒世界重新注音,從異性戀導演手上拿回詮釋同志邏輯的權力。

令人聯想到非裔美國文學裡的自傳文學體系,藉由「踰越」否定不公不義的的現存秩序與恐懼,挑戰白人╱異性戀強勢種族施加的「否定政治」(politics of negation),打開混亂,社會對跨性者、同性戀、酷兒世界以及異族的排拒。

這種大吞小的內在邏輯,各地都有,鮑爾溫(James Baldwin)在黑奴解放100年的時候,以《我的地牢動搖》為他的姪子寫了一封信,「這個天真的國家把你擺 在貧民窟裡,其實早就有意將你毀滅,並且讓我精確的說出我的意思,因為這才是事情的真相,也是我與我自己的國家爭吵的原因。你出生在你出生的地方,面對你所面對的未來,只因為妳是黑人,別無其他原因。」這句話說出了多少弱勢者的歷史?
同志電影,大家最好的綜藝育兒教材!

在1934年的美國好萊塢電影規範中,所有「張口接吻、情慾擁抱、性變態、引誘、強姦、墮胎、娼妓、白奴、裸體、淫穢、褻瀆神明──這些都是禁止的!」而同性戀被歸納在性變態裡頭,同性戀被國際主流電影市場與影展一起拍拍手,長不過五年,同志在主流媒體世界幾乎沒有存在感。

《L Word》影集裡面的飾演女主角貝特(Bette Porter)的女明星珍妮佛.皮茲(Jennifer Beals)在製片人找上她演女同志的時候就說過,「如果我要演,那我一定要演一個黑白混血的角色,因為在我長大的時候,我都沒有在電視上看過這種人。」

這點出了作為少數群眾對自身社會處境焦慮的原因之一,一種不存在感。特別是在成長的過程中,就像在美國鄉下長大身旁沒有亞洲人的ABC小孩,在電視上看到的充滿西方偏見的中國人形象;就像在語言學研究裡發現,將近100多個迪士尼卡通片裡的主角裡,所有英雄都是正統白人口音(就算那個主角是埃及人),而所有黑人配音的角色幾乎全是動物;以及台灣媒體對外國人太太的報導會如何影響她們的小孩?媒體決定大眾的偏見方向,「暗示」某個族群在社會中將有╱既成的角色。

周美玲說,同志電影當然是越多越好,現在還不夠多,當影片自然地呈現同志角色時,而不是永遠是固定的刻板丑角、偏激的連續殺人魔、沒有性生活或是厭男的女同志的時候,一個族群才能被更完整地看待。

周美玲同志電影內的通俗、嬉鬧、野台戲情調裡面都有一種翻轉的力量,問起同志對她而言除了是身分認同以外還是什麼樣的概念,她說「美學」。

「同志文化本身的確有一種獨特性,但是台灣文化是強調大眾性格的,我希望找到這之間的關連,讓同志文化能在台灣文化中找到定位,我不希望同志文化是失根與homeless的,我證明了同志文化就和台灣文化一樣俗艷、三三八八又亮麗,就像婚喪喜慶都很聳,同志也是很綜藝的、亮晶晶的呀!又有一種荒涼與美感,我想創造這件事情,很奇怪哄!我好像亂沒格調的!」

周美玲的《刺青》也「踰越」的走在藝術與商業電影之間,大概這種界線已經再也沒有多大的差別與切割作用,她的電影穿夾著藝術、流行文化風格、台灣本土詩意,然後把所有被視作變態的角色變成正常的,「真正那些所謂的正常才是變態呢。」她說。

幾幕《刺青》裡的花園鏡頭令人聯想到法國後印象派畫家亨利.盧梭(Henri Rousseau)的神祕墨綠色熱帶叢林景象,盧梭的畫作也是看似相當通俗,通俗到像是獅子、野獸自己到照相館拍家庭照,卻又複雜到像是什麼都說完了,就像是顏色更三八奔放的吉姆.賈木許(Jim Jarmusch)電影,還有比這個更好的嗎?沒有吧?

「森林在所有心理學解釋裡都代表內心不是?」到最後,這部女同志電影,其實是要窺探所有不是女同志的觀眾內心,卻又是流行明星演繹的一種奇異的同志口述文學,而且,你還可以聽楊丞琳唱歌喔!


本文原載《破報》2007.3.15 http://pots.tw/node/1121 ,經授權轉載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