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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y 2007

尾辻加那子:日本首位女同志議員參選參議院議席

現年32歲的尾辻加那子是日本大阪府史上最年輕的政府議會議員,今年7月,她將成為日本史上第一個參選參議院國會議員的公開出櫃的同志。

尾辻加那子(Kanako Otsuji)有著日本人典型的五官特征,卻沒有日本女性典型的溫柔恭謙的表情。精神的短髮,調皮的笑容暗示著她的與眾不同。

她的確不同。現年32歲的她,是日本大阪府史上最年輕的議員和僅有的六名女性議員之一。同時她也將是日本史上第一個參選國會議員的公開同性戀者。

自從2003年4月當選大阪府議員以來,加那子一直積極地參加各種支援同志的活動。她在這方面最大的成績可能要算是2005年10月,她促使大阪府通過法令,允許 沒有婚姻關係的單身者們也能夠申請大阪府提供的公共住宅。

加那子歷年來的種種努力和政績還包括:

- 在「2005年東京同志大游行」時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同時出版《出櫃──尋找真正自我的旅途》(講談社出版)。

- 在札幌參加第9及第10屆Rainbow March同志彩虹大遊行,並發表演講。

- 號召發起「Rainbow Talk 2006~思考同性伴侶法律保障的全國巡回研討會」。

- 參加在日內瓦舉行的ILGA(國際男女同志聯盟)國際會議,與世界各地的LGBT(Lesbian、Gay、Bisexual, transsexual)同志運動代表進行了交流。

- 支持「LGBT家屬友人聯絡會」的成立、參加會議。

- 首次在日本展開「國際反對恐同日」(IDAHO,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的運動。

- 擔任関西Rainbow Parade 2006彩虹大遊行事務局長。

雖然面對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加那子不辭辛勞的奔走和呼吁,為她贏得了各界的支持。今年4月,府議員任滿,她沒有選擇連任,而是決定參加7月投票的國會參議院選舉。

目前,加那子正在奔走各地,參加各種活動,為她的選舉做宣傳。她的能否當選被很多人認為是改善日本同志群體現狀的關鍵。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以下是尾辻加那子於2005年接受《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記者訪談的內容,清楚闡述了她對同志社會運動的理念和想法。(Fridae 謹此感謝《日本時報》授權轉載譯文。)

尾辻加那子是日本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府議會立法議員。她在接受日本主流媒體訪問時,對於日本性別性向課題、以及自己選擇在兩年前的東京同志自豪大游行前夕公開自己的同性傾向等敏感課題,侃侃而談。

2003年4月,28歲的尾辻加那子,贏得日本大阪堺市市議員議席,成為日本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府議會議員;當時,在整個府議會的110席當中,女性只佔了區區的六席。然而,讓這個年輕女生鶴立雞群、不同於一般府議會議員的,是她的另一個特殊身份、一個連她的選民也未必知悉的私密空間。

尾辻是一名女同性戀者。雖然她從未想要將隱瞞自己的性向,甚至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也公開講明,但她的競選團隊在選舉期間,卻極力勸阻她坦承性向,而報章媒體也從來沒有將這件事報道出來。
尾辻加那子在日本奈良出世、在神戶長大。她在念高中時,曾經獲得亞洲青年空手道冠軍。在這之后,她輟學打工,然后懷抱著打入2000年悉尼奧運會的夢想,到韓國首爾大學繼續升學、學習跆拳道。然而,她卻沒有被選入國家隊,結果輾轉回到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繼續學業,並開始對政治感興趣;她在當上大阪府議會議員之前,曾在關西區一名議員的辦公處實習。

擔任議員后,尾辻就清楚知道,自己要坦承性向。她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寫了一本名為《出櫃》的回憶錄,交由講談社(Kodansha)出版公司出版,並准備配合2005年8月13日舉行的東京同志自豪大游行推出,然后公開性向。不過,她仍然覺得必須對在堺市的支持者有個交待,因此在游行前舉行記者會說名自己的性取向。

同年8月30日,尾辻在公開性向的兩個多星期后,首次與選民碰面,解釋了自己的決定,也對「性少數人群」(sexual minorities,包括男女同志、雙性戀人與變性人等)這個概念加以講解說明,以及她為何選擇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為這群人服務牟福利。

在與選民會面后,她接受了《日本時報》的訪問,講述了自己作為日本首個公開同志性向的政治人物的種種。


為什麼你決定要選擇出櫃?

總得有人這麼做。在大家正視性少數人群所面對的問題時,他們得正視性少數人群;否則整個情況只會不斷循環、不斷惡化。


你說你投入政治,是為了要改變社會。你的競選策略與競選政見是什麼?

我參選時,大阪府議會裡頭的女性議員少之又少,大部分的議員也已經60來歲。我始終覺得,府議會應該要代表社會的不同層面,而不單單只是年長男子,因此我在選舉時告訴選民,我們需要一把年輕女性的聲音。我也說明,我不屬於任何一黨,因此我能夠在沒有任何政治的牽扯與前提的情況下,推動我所相信的理念。

我所關注的課題,以和平、環境、人權、尤其是女性問題為主。

我希望代表那些沒有發聲管道的人,讓府議會能夠聽到他們的心聲。

作為一名政治人物,我完全沒有政績,因此我懇請選民,給我這個年輕人一個機會,讓我能為這個社會作出一些改變。


為什麼你在參選時,沒有公布性向?

我從沒掩飾自己是同志這個事實。當然我沒有主動地告訴每個人,但有人問,我就會說。大游行開始時,我公開自己是女同性戀者,其實當時的場面應該是很歡愉的;我沒想到事情會這麼嚴重。

在23歲之前,我經歷了一段痛苦的時期,直到我終於正視自己真正的性向。在那之前,我已經覺得我是個奇怪的人、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會有那種想法的人;但后來,我遇到了跟我有類似經驗的人,才知道我不是唯一的一個。

在大游行上講述這段經歷時,我哭了;我想起自己所經歷的所有苦難。我希望以后,如果有人要出櫃,他們能夠很自在坦然地去那麼做。


你的父母怎麼看?

我把出櫃的決定告訴家人時,他們提醒我,我將會面對很多困難。父親把這個消息告訴鹿兒島的親戚,他們非常難過,還要求我不要出版那本書,因為「祖母會昏倒!」。

母親對於我的性向表示認同,但她卻不太了解。她有一個在教書的朋友說:「女校常常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另一個則只是簡單地說:「哇!你的女兒出書了!真是太好了!」我想她在聽到這些反應后,她心裡也舒服多了。


你的伴侶的家人呢?

她的家人也不理解。其實如果我們的家人無法接受,就意味著他們拒絕我們,對我們而言就會更辛苦。做母親的總認為,如果她們的女兒說自己是同性戀,是因為她們做錯了什麼;這樣的情形有點像一個母親生下有殘疾的嬰兒一樣。她們總是認為社會看不起她們,認為錯的總是她們。正因如此,我們更要去教育大家。

人權問題的產生源於偏見和歧視,而偏見和歧視則源於無知。我希望去除這種偏見。我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夠更具包容性,大家能夠自由地公開性向,就好像你可以坦然地告訴別人,你到底是左撇子還是右撇子那樣。

這樣的理想,大概還要過10年才有實現的可能。
你在書中透露,你在念初中時曾被欺負。

在學校被欺負的人,總是那些被視作「異類」的人。只要你稍微偏離主流,你就會被欺負。我當時比較男孩氣。


你說被稱作「女同性戀」讓你很受傷害,但如果有人誤認你是男生時,你又會覺得很高興。你是不是有性別認同的問題?

日本人總以為女同志是很女性化的,我認識的女同志卻對自己的女性特質有所懷疑;不過她們未必就是有變性意念的人。她們一直都是以女性的身份在生活著,要認真考慮變性,恐怕也已經太晚了。我把這些寫進書中,就是為了讓別人知道,性別和性向,並非那麼黑白分明、直接了當,而是有許 多灰色地帶的。

有時一些異性戀者會告訴你,他們也似乎有一點同性戀傾向,或表示自己愛上一個「恰巧」與自己相同性別的人。這是他們對同性戀的理解。但我只會對女人產生性慾,對男人卻一點感覺也沒有。我永遠都不會說我「恰巧」愛上了一個女人。我會愛那個人,是因為她是女人。這是個很復雜的課題。


你也說女同志得被迫在某種特殊條件下生存。

日本是發達國家中,最少女性掌權的國家;這也反映在女同志的生活上。

當一個女人坦承自己是同志,她就無法選擇嫁給一個能夠負擔她的生活的男人。在日本,女人要獨立生活,是非常困難的;日本女性的平均收入,是男性的60%;女性要找到一份薪水尚算合理的工作,孰不容易。因此在日本,身為女人,就意味著你的生活會比較貧困;身為女同志,當然也是貧困一族。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女同志最終還是選擇嫁人。


你所認識的女同志是否會想要生育?

有些生了孩子、卻與丈夫離婚了。我沒有聽說日本有女同志伴侶通過受精手術生孩子。我們首要關注的一點,是能不能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生活。


對於媒體對待性少數人群的態度,你有什麼看法?

我感到很氣憤。我幾乎不看電視節目。今早我第一次看到喜劇演員雷澤·雷門(Razor Ramon)的表演;他不是同性戀,只是用一些娘娘腔的方式來表演,引人發笑。我很擔心別人會以為同性戀就是像他那樣,尖聲說話、扭腰擺 臀。


有沒有任何組織向媒體控訴受到歧視?

目前並沒有組織在監管媒體的報道。在今年的千葉縣縣長選舉上,森田健作(Kensaku Morita,前電視藝人與上議院議員,以獨立人士身份參選千葉縣長選舉但卻落選)發表演說,指日本如果維持目前男女都可接受教育的政策,就不會有男性與女性的分別,只有「御釜」(okama,日本語用以指同性戀,帶有貶義)。

我們很氣憤,並開設了一個部落格以對他的言論作出抗議。我想這可以算是一次行動吧。

性少數人群組織的用意以輔導為主,告訴這群人,我們應該怎樣在這個社會生存;我們還未發展到可以成為一個政黨的地步。我們可以通過類似同志自豪大游行的活動,讓異性戀者產生想要了解這個族群的興趣;這可是這3年來,首次舉行的游行活動。我們也會發問卷給下議院參選議員,了解他們對性少數人群的看法。


我們總是認為幸福包括與你心愛的人一起生活。在日本,受官方認可的最小社會單位是家庭,但所謂的「家庭」的定義卻相當狹隘。

日本家庭的定義是很固定的。在大阪,要住在公共住屋,就一定要跟家人同住,並通過家庭登記系統來分配。所以,你必須証明你已婚、並登記為一個家庭,而根據家庭登記的定義,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結合。

在這樣的規定下,同志伴侶被認同為家庭單位,未必是件好事,因為這麼一來,就變成單身人士、包括單身媽媽受到歧視。其實,男女同志比較能把自己認同為單身人士,因為我們希望能夠在一個認同個人基本權利的社會生活。

我不希望我們的社會形成已婚者與單身者對立的局面。所以我們從來都沒有積極去推動爭取「同性家庭伴侶」的概念與權益。我們很受女權主義影響;女同志都不怎麼喜歡「夫婦」、「婚姻」等字眼。

至於我本身,我很早以前就決定,我永遠都不要結婚。


你反對婚姻制度嗎?

是的。目前來說,法律甚至不允許 已婚者冠以不同的姓氏。


但你曾(在一篇新聞稿中)寫過這麼一番話,說希望能夠設定讓居家同住的伴侶享有更多權益的法律。

我覺得同居的伴侶與已婚夫婦都應該享有相同的權益;這麼一來,才能夠証明我們的政府完全認同男女同志都是我們國家的公民。政策研(一個以女性與性少數人群為主要調查對象的政策性組織)向男女同志進行問卷調查,了解他們要的到底是什麼。他們最關注的,是當他們的伴侶重病入院時,他們能夠有留在對方身邊陪伴他的權利。如果我的伴侶出事,我也希望能夠跟醫生討論她的病情、陪在她身邊,參與決策,為她的健康、治療等問題做決定;而這一切,目前只有血緣家屬才能這麼做。同志最關注的第二個重點是財產繼承的問題。
想要改變這個社會,你必須讓整個國家都作出改變。

沒錯。我們希望上議院至少有一位性少數人群的議員,以起均衡意見與看法的作用。所以我們會審視我們能夠爭取多少選票、能夠獲得什麼樣的支持。


目前有任何政黨找你談過了嗎?

我想他們在採取一種觀望態度。有些地區的男女同志選民是很多的,例如新宿。如果他們想要參選府議會,他們很有可能會中選。如果一名公開出櫃的同志去參選,那麼對政治敏感的性少數族群就會投他一票。我每到一個地方,就會物色有競選實力的同志,死纏爛打地說服他們去參選。


你和上川彩(Aya Kamikawa,日本首名變性政治人物,東京世田谷區議員)以及另一人組成了一個性少數人群政黨。

其實我們的成員不只三人,但只有我跟上川小姐的名字是公開。


他們都是地方政府的政治官員嗎?

是的,其中還有一些是全國知名的政治人物。


他們為什麼不出櫃?

他們參政的目的不是為了幫助性少數人群爭取權益和福利。一旦你成為政治人物,你主要的目的就是連任再連任。選擇出櫃的話,要連任恐怕就沒那麼容易,尤其在一些鄉村地區,更是難上加難。


你在書中也提到對孩子的關注。近來有關性教育問題的討論十分熱烈;你認為讓小孩子學習有關性取向的知識,可行嗎?

目前高中學生的家政課本,有關於同性伴侶課題的內容。課本每四年就會做一次修訂,我們希望目前的情況能夠繼續維持下去。政策研目前正在推行一個超越性別的特別計劃,到學校向學生講解性少數人群;老師們會因此被迫回答學生關於這個課題或其他相關內容的問題。不是每個老師都能、或都願意回答學生的這些問題,所以他們有可能尋求協助。一旦這個課題被公開討論,大家自然而然就會想了解更多。

我們真的應該告訴大家,身為同志並沒有錯,這是一種很健康正常的性取向。我們得利用人權作為我們的保護牆。我們必須堅持,當有人在學校或政治范疇內,對我們作出具偏頗性的言論,就是觸犯我們的人權。


既然這與個人的性取向有關,要社會大眾認同這是個人權問題,似乎有些困難;所以總有人不願意出櫃。

是的,但總也要有人這麼做。


那個人就是你……

女作家挂札裕子(Yuko Kakefuda)在1993年寫了一本《身為女同志》,公開出櫃;這是日本首次出版類似的書籍。后來,歌手笹野満(Michiru Sasano)在看了挂札的書后,自己也寫了一本;我在20歲時讀過了。1999年,一名女教師池田久美子(Ikeda Kumiko)寫了一本名為《我不會離開你》的書。她是一名女同志活躍分子,但用的是假名;她在1997年在學校裡公開自己的性向。我只是承繼了這個寫書、看書與出書的過程。


笹野在書本出版后就患上抑郁症。

每個我所認識的出櫃同志,或多或少都有憂郁的傾向。


你呢?

我盡量表現低調,但仍然會感受到那股壓力。


你是直接感受到壓力嗎?

應該這麼說,我是扳不倒的。你看過那些60多歲的女人開會的樣子嗎?她們找不到適合的字眼來討論性別與性向的問題,在她們的觀念裡,性是色情、是黃色笑話,她們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嚴肅的態度來討論性;所以我出櫃后,她們根本不知道應該怎麼跟我說話。

我的政黨成員和朋友們都很支持我,跟我討論我的書,問我是否一切無恙。但其他人就總是回避這個話題。他們知道我出櫃了,卻拒絕去認同;甚至連跟我一起共事的官員,都不曉得要如何跟我說話。

如果有人告訴我,他看過我的書、或關於我的文章,那我就會知道,無論我是什麼樣的人,他都能接受。大家都知道我出櫃了,但卻沒有人當著我的面提到這一點。

我很享受整個大游行的過程;那就好像一場夢一樣。第二天,我回到大阪、回到現世,我馬上意識到,真實的生活困難處處。總會有人在看了我的書后出櫃,屆時我就會把棒子交給她;這讓我有種使命感。但直到這個人的出現,我仍然會接受作為先驅的身份。


本文原載《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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