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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台北举行第一次同志大游行时他就在人群当中，至今每年都会参加。承袭着建中那个敏感而质疑世界的左派少年之姿，他在学术研究中打开了社会批判的视角，在参加同志运动的过程中系统地吸收了性别议题和公共议题的资讯，后来关注领域更扩及广义的弱势族群的权益问题。

「上一辈作家面对社会的敌意或不谅解，常将自己的身分藏在比较疏离的位置，我们这一辈的自由度相对大了些，能更坦然面对自己，」他说，这并不代表社会偏见和歧视从此消弭，但困境拉近个人与社会的距离，他时常为了捍卫信念在网路上为文笔战，例如同志议题丶先前乐生疗养院被迫搬迁议题……等等。

我很喜欢情色和暴力这类题材，但情色不是色情，可能只是身体的好看与裸露，暴力则是画面有比较强的张力，会选择出版的，都是我觉得好看的影像。

张亦绚不喜欢标签，但如果有人把她的作品跟同志连在一起的话，「我会觉得很荣幸」，如果放在同志文学里来谈，希望可以帮助读者有更多触发跟讨论。她认为，出柜本来是同志的自由，但后来被窜改，变得有点强迫的意味在，希望把这个权力收回来。

这是2010年起的纪大伟，卸下早年的酷儿盛名，穿上崭新的职称：政大台文所助理教授。或许很难相信，当年一介风火霹雳的破坏王，如今竟会安于这样一个约束力强大丶过于理所当然的位阶和身分；安于（在不少外人看来）枯燥乏味的学术体制。

一直为中国同志群体权益呼吁的李银河参加了2006年首届World Outgames。她指出同性恋者并不缺乏体育精神，但要体育界不再「恐同」，恐怕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有些男工作者的性向认同是同性恋，他们对于女性的身体没有生理上的反应。或者有些是无法服务男性客人的异性恋。有些则是双性恋。「如果你跟男人发生性关系，你还能被当成男人吗？如果你提供性服务给男人，你不是比较像个女人吗？」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给男性性工作者更多社会压力。

「艾伦·金斯堡直白地谈论性──包含他自身的同性恋取向──在1955年是革命性的，在今日看来依旧伟大，以六零年代为始的所有反文化运动进程在《Howl》诗中预示了。」

「我知道「出柜」的沟通需要之前的准备和之后的耐心，所以我一直等到自己在认识和实践上都有了一定积累，并且在面对父母的反应时，尽量保持克制。也是因为我已经对自己的生活选择以及相关的社会问题有了一定的把握，因此觉得有能力帮助父母走进陌生的领域。我父母经历了大半年的困难时期，我和他们都洒过许多泪水，现在他们的态度已经改善很多了。」

何韵诗携首张国语大碟《无名·诗》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与广大网友畅聊新专辑制作历程，并回应「同性恋」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