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朝十时上班，走过长廊, 总有几个男人「细声讲丶大声笑」，那就是大班（郑经翰）丶黎则奋丶小明雄。
有一趟我想做一个爱滋病的专题，小明雄自动请缨，一手拿了几本有关爱滋病的书给我参考，那些书的作者，名字记不清楚，我花了十日才看完，他又把我拉到餐厅，然后滔滔不绝向我讲述香港有女童找不到ＨＩＶ的个案……美国药厂的暗谋……同志并没有经营爱滋病的专利权，然后讲到非洲的猿猴也发现爱滋病等等。
那天在场的还有他的男朋友，到此我才明白他的同志身份以及为何如此关心我做的题目。他又教我到卫生科接受ＡＩＤＳ的测试，看看我将会有什么待遇，哎! 结果……结果是怕自己的经验可能不具备代表性，便召集帮手，后来几乎全编辑室都做了测试。
到最后我也是花了几个晚上，写了大约一万字关于爱滋病与另类治疗的题目，结果，跟小明雄当记者时遭遇的命运一样，被老总黄国华剪掉了四分之三，理由是太泠门，于是便转向港闻专注的课题「接受ＡＩＤＳ测试者该当何罪 社会卫生科令人却步」。香港媒体真的没有累积，过了五年，我仍看见在别的报纸做同样的题目。
改变对同志的印象
我曾碰过不少男同志，有过无缘无故被怒目而视的经验，有人告诉我因为他们憎恨女人抢走他们的男人。小明雄除了那件紧身Ｔ恤，我找不到任何疑似gay的踪迹，他不肯在我的专题中接受访问，不肯拍照，他肯定不是俊男，但和霭可亲，「肥淋淋」的身驱散发着阴柔的亲和力，如果闭上眼睛，我会向他倾倒，坦白说，认识他改变了很多我对同志的印象。
那一年，他对我说自己患了绝症，说时张开两手坦然得像诉说别人的事，当时我看着他们，对死亡的课题显得非常平静，平静得像个信徒。
本文原载《文化现场》2008年11月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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