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还在为《杀戮的艰难》（行人文化）一天到晚跑场演讲，张娟芬最近又因为忙着《爱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书》《姊妹戏墙：女同志运动学》（时报文化）这两本书的重新出版而熬夜工作了。自从十多年前离开报社不上班之后，很多人都觉得她「一直不工作，是一个很对抗的姿态」，但只要读一读《杀戮的艰难》或者新版的《姊妹戏墙》，你一定会同意我的感觉——说她不工作实在是冤枉了她；相反的，那些力透纸背丶既轻盈可读又充满论述见地的文字，说明了背后需要累积多少的辛勤和努力，从而便能看见她有多用功了。

张娟芬，在台湾女性主义的论述场域中不可能不遇到的名字，1990年代中期，当妇运界因女性主义和女同志主义彼此遭逢而激动丶不知所措之际，她直面这令人难解的议题，一头钻入研究，译介《同女出走》，又写出本土经验论述的《姊妹戏墙》，还因为「看到女同志圈好玩的恋爱故事」，进而投身无数时间进行访谈，写出了《爱的自由式》，为台湾拉子的性别主体和情欲关系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2010年，当死刑执行的议题沸沸扬扬，她依旧毫无畏惧丶闪躲地出版了《杀戮的艰难》。

这个浑身充满正义感的女子，从我认识她的二十年来，一直都瘦，一直都有双清亮澄澈丶湖水般平静而深邃的大眼睛。彷如侠女一般行侠仗义丶武功了得的她，却不怎么读武侠小说。我好奇她的正义感从何而来？

「我看见有人受苦，就本能的不舒服。也许有时我会躲开，因为我没办法在每一时每一刻都去战斗，我也常常打不赢，无法更正那个不正义。但是我心里不舒服。」她并不标榜自己，反而说「也许那不是主持正义的正义感，而比较是对于痛苦有同理心。」因为从小就这样，「所以像本能一般的难以解释。」

听张娟芬演讲，常常忍不住莞尔，却又有着醍壶灌顶之感，因她说起话来既是巧笑倩兮丶语带幽默，同时却又立论犀利丶切入要点，跟读她的书一样，真印证了「文如其人」一说。从1991年还是个大三学生的时候，她开始了女性主义和同志议题的思考和写作。二十年来，当「女性主义」从洪水猛兽一度变成时髦流行，然后又被打上「政治正确」的烙印，潮流起起伏伏，她对自己的女性主义认同从来不曾改变，对她而言，「女性主义是内建在我的想法里的，但上大学读到女性主义，让我的想法有了一个名字。」这其中包含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同时也因为她感觉到「我们文化对于女性特质是压抑贬损的，因此在阅读女性主义与参与妇运的过程里，我明白我也想要追寻女性价值，诸如温柔，感性，体贴之类的。」这与她刚柔并济的气质，乃至用文学的感性之笔，为人权丶正义而奋战的书写，若合符节。

回顾完成于「青春时期」的《姊妹戏墙》一书，张娟芬说：「那是我对异性恋霸权下的战帖，行文除了哈姆雷特式的举证分析，亦偶见唐吉诃德式的气急败坏。」 今昔对比，她看见了自己「以前火气好大，而现在和缓许多。」理由一方面是时代已有所改变，「那时候真的比较糟」「想想那个时候，要办同志游行是完全无法想像的事。可是现在却有三万人参加游行！」另一方面也与自己十年来的生命历练有关，面对「现在的你跟十年前有何不同？」这个提问，她明快地回答是「世界观」，以前的她「想分析清楚什么是对丶什么是错，用社会运动与我的写作去匡正那个错。」现在她眼中的世界却是「相欠债」，虽然仍在乎是非对错，但她知道，「个别事情的对错，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头看，未必是那么绝对。」也因此现在她更希望「追求和解」，不想再画出对与错之间的楚河汉界，而是想「寻找一个修复关系的办法。」

「以前我的笔比较凌厉。现在温厚许多，因为留点余地，大家才有和解的可能。」随着年纪增长，「渐渐有些比较自省的态度。知道不可以老是自以为义，因为在不同的事情上，我可能也有欠别人。」此外，她也体认到台湾是个命运共同体，「即使我可能讨厌某种政党倾向的人丶某种性别立场的人，我们还是命运共同体。」她认为，「人必须互相完成。如果别人都沦为兽，我也做不成人。所以只好积极去把世界变成一个比较温柔善良的地方。」



《姊妹戏墙》和《爱的自由式》虽是旧作重新出版，但前者张娟芬花了不少力气增补时事，还增加了更早以前所写的四篇文章，作为台湾本土同志论述的历史见证；至于《爱的自由式》，她说：「当年就写得开心，现在重看还是会笑，唤起回忆，重播了受访者当年说话的语调与神情……」新版主要是将同志团体的资讯更新。

重新出版这两本女同志本土经典，作者心目中「想像的读者」是——「怀旧的与我同世代的拉子，因为搬家借给朋友等种种原因曾经拥有过这两本书但是却不翼而飞的；年轻的男女同志需要一点分析现实的武器；还有所有关注性别平等教育的人！」

作家胡淑雯算是第一类的读者。十三年前，曾因妇运分裂事件造成「运动伤害」以致「血都冷了」的胡淑雯说，「于今，重读娟芬这本书，我的血轻轻滚烫地温热起来……」



本文原载：金石堂网路书店 - 出版情报；＊文中张娟芬照片，由时报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