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Dede Oetomo于1998年获颁国际男女同性恋人权委员会授予的年度Felipa de Souza奖，以表彰他多年来为印度尼西亚同志权益运动所贡献出的努力。自美国康乃尔大学完成博士学位之后，Dede Oetomo于1982年回到印度尼西亚的西爪哇的泗水，着手成立了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个同志权益组织 Lambda Indonesia；1987年，更一手创立了GAYa NUSANTARA基金会；他也成为第一位在印度尼西亚保守媒体环境中第一位公开讨论ＨＩＶ/爱滋的同志权益人士；而在1999年和2004年间，他在国会上积极倡导同志平权，自始至终为印度尼西亚的同志议题全情儿无私的投入。

Fridae通讯员Justin Ellis在墨尔本的Outgames运动会上采访了这位印尼同志运动先锋人物Dede Oetomo，一起与他回顾印尼同志运动30年来的风风雨雨。

Fridae：是否可以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印尼同志运动的开端？

我想印尼的同志运动可以追溯至60年代，当时变性者在社会视线中以有组织有目标的形象出现，我想那显示了印尼性少数势力的抬头。变性者群体当时主要在为争取工作权益而努力，而且也得到了自治政府的援助；变性者的运动启发了印尼的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他们随后也纷纷联合起来，成为小有规模的组织。

当时的男同性恋者非常活跃，积极出版书籍和刊物，但女同性恋者相对隐密。同志运动真正开始蓬勃发展是ＨＩＶ和爱滋议题真正被严肃对待的90年代初期，而女性性自主意识的抬头，也使得女同性恋群体的活动有了长足的进步，基本上整个印尼国内都有了零星的同志运动。

Fridae：您创立了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个同志权益组织Lambda Indonesia，这是怎样一个过程？

1982年的时候，我们积极印发小册子并翻译一些国外的学术资料来拓宽人们对同性恋和各种性少数的认识，即使Lambda Indonesia名义上是一个男同性恋组织，但我们也不断吸收女同性恋组织和变性者组织加入，而且的确有小部分女同性恋组织和变性者组织加入了。

总的来说，过程是相当平顺的，但是我们面临了一点「行政」上的问题。我记得1988年的时候泗水（苏腊巴亚）的一位过于激进的记者向印尼的信息管理部告发了我们。因此，我们被敦促将所出版刊物进行注册，这样才能避免被禁。那次争端解决之后，我们几乎再无遇到任何阻碍。

Fridae：那么在1987年创立的GAYa NUSANTARA呢？

GAYa NUSANTARA最初创立的目的是构筑一个同志联络的渠道，这是国际网际网路时代还没有降临之前的应急措施（笑）。现在GAYa NUSANTARA在东爪哇的一些城市最为活跃，同印尼政府和国际组织持续宣导爱滋防治。

但同时GAYa NUSANTARA也持续进行ＬＧＢＴ权益活动，今年，我个人非常欣慰的是我们要开办一所学校，专门培养ＬＧＢＴ活动人才，为日后的ＬＧＢＴ权益活动添砖加瓦。学校不但要进行更完善的性差别和性平等教育，而且也要训练学生与伊斯兰教保守势力沟通。

而且更令我自豪的是，目前GAYa NUSANTARA内有相当数量活跃的变性者丶女同性恋者和性工作者的参与，所以「两性平权」和「职业平等」的观念也在我们同性恋团体中被贯彻。

Fridae：Fridae：苏哈托政权结束后，人权活动的日程有什么改变？

其实人权活动的方面更早些时候已经产生了改变，比如说1993年印度尼西亚的国家人权委员会一经成立，我觉得人权活动的进程加快了很多。苏哈托的「新秩序」政府在人权问题并不是相当开放，但我想那基本上是人们对人权议题开始投入和关注的年代。

并且当时在人权方面，国际上发生了很多大事，像东帝汶丶新几内亚丶还有印尼亚齐省等地发生的人权侵犯事件，人们已然对人权有了最基本的观念，也明白的人权的重要性和人权侵犯所导致的后果。那时候，至少在印尼广为流行的一句口号是：「反对压迫，还我人权」。而且家庭主妇也真的纷纷组织起来，向自来水公司抗议要求更廉价和清净的用水，教师丶劳工阶级丶同性恋者丶性工作者…… 基本上大家已经把「抗议」当成个人权利，我想这样的理解并不全然准确，但至少大家在意识上树立了一些人权观，尽管他们的抗议不一定在实质上产生任何效力，但那时人权运动的发展的确是一个相当迅速的过程。

Fridae：您怎样看待目前印度尼西亚的人权现况？

我想我需要从2000年印度尼亚的宪法修正案开始谈起，在那之前印尼经历过了1999年的人权法案。尽管，2000年的宪法修正案并没有明确将性少数族群的性倾向和性认同等内容纳入宪法，但至少引起了法律界人士和政治政治人物的讨论。

在印尼经常可以听到寻常百姓的抱怨：「政府在反歧视方面做得不尽人意」，他们从来没有对政府或权威进行过挑战，倒不是因为政府和权威不可以被挑战，事实上，我认为人权进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我跟法律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士讨论过，他们认为具体的歧视现象可以被具体对待，所以是可以在法庭上就此展开辩论的，但大多数印尼人并没有「诉诸法律」的习惯，所以他们一面认为该谴责歧视，一面却又忍气吞声。

所以，《2004－2009人权行动纲领》是一份将ＬＧＢＴ族群权益明确列明的文件，但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和法务部的步伐远不够迅速，所以即使有现成的文件，但印尼的总体人权进程还是相当缓慢的。但值得庆幸的是，印尼的ＬＧＢＴ团体已经广泛展开宣导和游说的工作，今年上半年，印尼的变性者团体将要召开一个大型的人权会议，我期待这次会议的议事结果。

我所负责的两个组织Lambda Indonesia和GAYa NUSANTARA主要负责地区性的人权议题，而且由于财力和物力的限制，在全国范围内能做到的很有限。但据我所知，雅加达的一些较有实力的组织已经跟国会中的相关人士建立了联系，比如Eva Kusuma Sundari和Nursyahbani Katjasungkana等。他们推出了一个提案，其中包括关于将变性者正式纳入第三性别的条文，虽然这些条文最终遭到驳回，但至少这证明了我们一直在努力。

Fridae：国际移民组织，在荷兰大使馆资助下连同印尼国家警察署在亚齐省正在训练一批人权维护警察，您对此有何展望？

在我跟德国驻印尼大使馆接触的过程中，正如我所见，包括在印尼，我觉得德国政府在全世界范围对人权的推广是不遗余力的；而对于这批人权维护警察，我也真诚的希望他们能够不辱使命，完成训练，真正来行使对人权的维护。我觉得我作为印尼人，也呼吁我们本国的国民也能对人权议题抱有同样的热忱和关注。

Fridae：最近的清迈ＩＬＧＡ亚洲区大会上，三位印尼同志运动人士入选了ＩＬＧＡ亚洲委员会，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对此我倍感欣喜，他们都来自于很有实力的组织。其实过去也有印尼人入选ＩＬＧＡ亚洲委员会，但他们来自于小规模的组织，偶尔会跟会员失联，所以让我们期待目前的这三位代表对亚洲同志运动的贡献。

Fridae：您在亚太区Outgames的彩虹人权对话会议上的发言主要是关于印尼原住民变性者的研究，请问目前他们的状况是怎样的？

印尼本土的原住民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些主要宗教的认定是属于未开化的异教徒，可想而知他们遭受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而如果他们身为同性恋者或变性者，即使在西方国家已经受承认，但在印尼却仅能在从事宗教艺术和祭典的外表下生存。

但如果连作为艺术形式存在都会受到威胁的话，这是相当可悲的。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自身是相当努力的，除了力争保留他们的文化艺术传统之外，他们也在经济方面做到自给自足，他们如今在庆典仪式丶婚礼策划和农业耕作等方面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

Fridae：人类学学者Tom Boellstorff曾经著书指出印尼社会对同志的态度其实是相当开放的，目前印尼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是否真的如此？

我想在不触动家庭利益的前提下，现在的年轻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程度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印尼的都会区，对同性恋者的态度趋向温和丶友善，年轻同志们随时都在准备出柜，不过那是在都市中，在家里就不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