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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y 2007

尾?加那子:日本首位女同志议员参选参议院议席

现年32岁的尾?加那子是日本大阪府史上最年轻的政府议会议员,今年7月,她将成为日本史上第一个参选参议院国会议员的公开出柜的同志。

尾?加那子(Kanako Otsuji)有着日本人典型的五官特征,却没有日本女性典型的温柔恭谦的表情。精神的短发,调皮的笑容暗示着她的与众不同。

她的确不同。现年32岁的她,是日本大阪府史上最年轻的议员和仅有的六名女性议员之一。同时她也将是日本史上第一个参选国会议员的公开同性恋者。

自从2003年4月当选大阪府议员以来,加那子一直积极地参加各种支援同志的活动。她在这方面最大的成绩可能要算是2005年10月,她促使大阪府通过法令,允许没有婚姻关系的单身者们也能够申请大阪府提供的公共住宅。

加那子历年来的种种努力和政绩还包括:

- 在「2005年东京同志大游行」时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同时出版《出柜──寻找真正自我的旅途》(讲谈社出版)。

- 在札幌参加第9及第10届Rainbow March同志彩虹大?行,并发表演讲。

- 号召发起「Rainbow Talk 2006~思考同性伴侣法律保障的全国巡回研讨会」。

- 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ILGA(国际男女同志联盟)国际会议,与世界各地的LGBT(Lesbian、Gay、Bisexual, transsexual)同志运动代表进行了交流。

- 支持「LGBT家属友人联络会」的成立、参加会议。

- 首次在日本展开「国际反对恐同日」(IDAHO,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的运动。

- 担任?西Rainbow Parade 2006彩虹大?行事务局长。

虽然面对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加那子不辞辛劳的奔走和呼吁,为她赢得了各界的支持。今年4月,府议员任满,她没有选择连任,而是决定参加7月投票的国会参议院选举。

目前,加那子正在奔走各地,参加各种活动,为她的选举做宣传。她的能否当选被很多人认为是改善日本同志群体现状的关键。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以下是尾?加那子於2005年接受《日本时报》(The Japan Times)记者访谈的内容,清楚阐述了她对同志社会运动的理念和想法。(Fridae 谨此感谢《日本时报》授权转载译文。)

尾?加那子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府议会立法议员。她在接受日本主流媒体访问时,对於日本性别性向课题、以及自己选择在两年前的东京同志自豪大游行前夕公开自己的同性倾向等敏感课题,侃侃而谈。

2003年4月,28岁的尾?加那子,赢得日本大阪??惺幸樵币橄??晌?毡居惺芬岳醋钅昵岬母?榛嵋樵保坏笔保?谡?龈?榛岬?10席当中,女性只占了区区的六席。然而,让这个年轻女生鹤立鸡群、不同於一般府议会议员的,是她的另一个特殊身份、一个连她的选民也未必知悉的私密空间。

尾?是一名女同性恋者。虽然她从未想要将隐瞒自己的性向,甚至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公开讲明,但她的竞选团队在选举期间,却极力劝阻她坦承性向,而报章媒体也从来没有将这件事报道出来。
尾?加那子在日本奈良出世、在神户长大。她在念高中时,曾经获得亚洲青年空手道冠军。在这之后,她辍学打工,然后怀抱着打入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梦想,到韩国首尔大学继续升学、学习跆拳道。然而,她却没有被选入国家队,结果辗转回到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继续学业,并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她在当上大阪府议会议员之前,曾在关西区一名议员的办公处实习。

担任议员后,尾?就清楚知道,自己要坦承性向。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了一本名为《出柜》的回忆录,交由讲谈社(Kodansha)出版公司出版,并准备配合2005年8月13日举行的东京同志自豪大游行推出,然后公开性向。不过,她仍然觉得必须对在??械闹С终哂懈鼋淮??虼嗽谟涡星熬傩屑钦呋崴得?约旱男匀∠颉?br />
同年8月30日,尾?在公开性向的两个多星期后,首次与选民碰面,解释了自己的决定,也对「性少数人群」(sexual minorities,包括男女同志、双性恋人与变性人等)这个概念加以讲解说明,以及她为何选择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为这群人服务牟福利。

在与选民会面后,她接受了《日本时报》的访问,讲述了自己作为日本首个公开同志性向的政治人物的种种。


为什么你决定要选择出柜?

总得有人这么做。在大家正视性少数人群所面对的问题时,他们得正视性少数人群;否则整个情况只会不断循环、不断恶化。


你说你投入政治,是为了要改变社会。你的竞选策略与竞选政见是什么?

我参选时,大阪府议会里头的女性议员少之又少,大部分的议员也已经60来岁。我始终觉得,府议会应该要代表社会的不同层面,而不单单只是年长男子,因此我在选举时告诉选民,我们需要一把年轻女性的声音。我也说明,我不属於任何一党,因此我能够在没有任何政治的牵扯与前提的情况下,推动我所相信的理念。

我所关注的课题,以和平、环境、人权、尤其是女性问题为主。

我希望代表那些没有发声管道的人,让府议会能够听到他们的心声。

作为一名政治人物,我完全没有政绩,因此我恳请选民,给我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让我能为这个社会作出一些改变。


为什么你在参选时,没有公布性向?

我从没掩饰自己是同志这个事实。当然我没有主动地告诉每个人,但有人问,我就会说。大游行开始时,我公开自己是女同性恋者,其实当时的场面应该是很欢愉的;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

在23岁之前,我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时期,直到我终於正视自己真正的性向。在那之前,我已经觉得我是个奇怪的人、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会有那种想法的人;但后来,我遇到了跟我有类似经验的人,才知道我不是唯一的一个。

在大游行上讲述这段经历时,我哭了;我想起自己所经历的所有苦难。我希望以后,如果有人要出柜,他们能够很自在坦然地去那么做。


你的父母怎么看?

我把出柜的决定告诉家人时,他们提醒我,我将会面对很多困难。父亲把这个消息告诉鹿儿岛的亲戚,他们非常难过,还要求我不要出版那本书,因为「祖母会昏倒!」。

母亲对於我的性向表示认同,但她却不太了解。她有一个在教书的朋友说:「女校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另一个则只是简单地说:「哇!你的女儿出书了!真是太好了!」我想她在听到这些反应后,她心里也舒服多了。


你的伴侣的家人呢?

她的家人也不理解。其实如果我们的家人无法接受,就意味着他们拒绝我们,对我们而言就会更辛苦。做母亲的总认为,如果她们的女儿说自己是同性恋,是因为她们做错了什么;这样的情形有点像一个母亲生下有残疾的婴儿一样。她们总是认为社会看不起她们,认为错的总是她们。正因如此,我们更要去教育大家。

人权问题的产生源於偏见和歧视,而偏见和歧视则源於无知。我希望去除这种偏见。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具包容性,大家能够自由地公开性向,就好像你可以坦然地告诉别人,你到底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那样。

这样的理想,大概还要过10年才有实现的可能。
你在书中透露,你在念初中时曾被欺负。

在学校被欺负的人,总是那些被视作「异类」的人。只要你稍微偏离主流,你就会被欺负。我当时比较男孩气。


你说被称作「女同性恋」让你很受伤害,但如果有人误认你是男生时,你又会觉得很高兴。你是不是有性别认同的问题?

日本人总以为女同志是很女性化的,我认识的女同志却对自己的女性特质有所怀疑;不过她们未必就是有变性意念的人。她们一直都是以女性的身份在生活着,要认真考虑变性,恐怕也已经太晚了。我把这些写进书中,就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性别和性向,并非那么黑白分明、直接了当,而是有许多灰色地带的。

有时一些异性恋者会告诉你,他们也似乎有一点同性恋倾向,或表示自己爱上一个「恰巧」与自己相同性别的人。这是他们对同性恋的理解。但我只会对女人产生性?j,对男人却一点感觉也没有。我永远都不会说我「恰巧」爱上了一个女人。我会爱那个人,是因为她是女人。这是个很复杂的课题。


你也说女同志得被迫在某种特殊条件下生存。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最少女性掌权的国家;这也反映在女同志的生活上。

当一个女人坦承自己是同志,她就无法选择嫁给一个能够负担她的生活的男人。在日本,女人要独立生活,是非常困难的;日本女性的平均收入,是男性的60%;女性要找到一份薪水尚算合理的工作,孰不容易。因此在日本,身为女人,就意味着你的生活会比较贫困;身为女同志,当然也是贫困一族。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女同志最终还是选择嫁人。


你所认识的女同志是否会想要生育?

有些生了孩子、却与丈夫离婚了。我没有听说日本有女同志伴侣通过受精手术生孩子。我们首要关注的一点,是能不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生活。


对於媒体对待性少数人群的态度,你有什么看法?

我感到很气愤。我几乎不看电视节目。今早我第一次看到喜剧演员雷泽·雷门(Razor Ramon)的表演;他不是同性恋,只是用一些娘娘腔的方式来表演,引人发笑。我很担心别人会以为同性恋就是像他那样,尖声说话、扭腰摆臀。


有没有任何组织向媒体控诉受到歧视?

目前并没有组织在监管媒体的报道。在今年的千叶县县长选举上,森田健作(Kensaku Morita,前电视艺人与上议院议员,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千叶县长选举但却落选)发表演说,指日本如果维持目前男女都可接受教育的政策,就不会有男性与女性的分别,只有「御釜」(okama,日本语用以指同性恋,带有贬义)。

我们很气愤,并开设了一个部落格以对他的言论作出抗议。我想这可以算是一次行动吧。

性少数人群组织的用意以辅导为主,告诉这群人,我们应该怎样在这个社会生存;我们还未发展到可以成为一个政党的地步。我们可以通过类似同志自豪大游行的活动,让异性恋者产生想要了解这个族群的兴趣;这可是这3年来,首次举行的游行活动。我们也会发问卷给下议院参选议员,了解他们对性少数人群的看法。


我们总是认为幸福包括与你心爱的人一起生活。在日本,受官方认可的最小社会单位是家庭,但所谓的「家庭」的定义却相当狭隘。

日本家庭的定义是很固定的。在大阪,要住在公共住屋,就一定要跟家人同住,并通过家庭登记系统来分配。所以,你必须证明你已婚、并登记为一个家庭,而根据家庭登记的定义,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

在这样的规定下,同志伴侣被认同为家庭单位,未必是件好事,因为这么一来,就变成单身人士、包括单身妈妈受到歧视。其实,男女同志比较能把自己认同为单身人士,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认同个人基本权利的社会生活。

我不希望我们的社会形成已婚者与单身者对立的局面。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积极去推动争取「同性家庭伴侣」的概念与权益。我们很受女权主义影响;女同志都不怎么喜欢「夫妇」、「婚姻」等字眼。

至於我本身,我很早以前就决定,我永远都不要结婚。


你反对婚姻制度吗?

是的。目前来说,法律甚至不允许已婚者冠以不同的姓氏。


但你曾(在一篇新闻稿中)写过这么一番话,说希望能够设定让居家同住的伴侣享有更多权益的法律。

我觉得同居的伴侣与已婚夫妇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权益;这么一来,才能够证明我们的政府完全认同男女同志都是我们国家的公民。政策研(一个以女性与性少数人群为主要调查对象的政策性组织)向男女同志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他们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们最关注的,是当他们的伴侣重病入院时,他们能够有留在对方身边陪伴他的权利。如果我的伴侣出事,我也希望能够跟医生讨论她的病情、陪在她身边,参与决策,为她的健康、治疗等问题做决定;而这一切,目前只有血缘家属才能这么做。同志最关注的第二个重点是财产继承的问题。
想要改变这个社会,你必须让整个国家都作出改变。

没错。我们希望上议院至少有一位性少数人群的议员,以起均衡意见与看法的作用。所以我们会审视我们能够争取多少选票、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支持。


目前有任何政党找你谈过了吗?

我想他们在采取一种观望态度。有些地区的男女同志选民是很多的,例如新宿。如果他们想要参选府议会,他们很有可能会中选。如果一名公开出柜的同志去参选,那么对政治敏感的性少数族群就会投他一票。我每到一个地方,就会物色有竞选实力的同志,死缠烂打地说服他们去参选。


你和上川彩(Aya Kamikawa,日本首名变性政治人物,东京世田谷区议员)以及另一人组成了一个性少数人群政党。

其实我们的成员不只三人,但只有我跟上川小姐的名字是公开。


他们都是地方政府的政治官员吗?

是的,其中还有一些是全国知名的政治人物。


他们为什么不出柜?

他们参政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性少数人群争取权益和福利。一旦你成为政治人物,你主要的目的就是连任再连任。选择出柜的话,要连任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尤其在一些乡村地区,更是难上加难。


你在书中也提到对孩子的关注。近来有关性教育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你认为让小孩子学习有关性取向的知识,可行吗?

目前高中学生的家政课本,有关於同性伴侣课题的内容。课本每四年就会做一次修订,我们希望目前的情况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政策研目前正在推行一个超越性别的特别计划,到学校向学生讲解性少数人群;老师们会因此被迫回答学生关於这个课题或其他相关内容的问题。不是每个老师都能、或都愿意回答学生的这些问题,所以他们有可能寻求协助。一旦这个课题被公开讨论,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想了解更多。

我们真的应该告诉大家,身为同志并没有错,这是一种很健康正常的性取向。我们得利用人权作为我们的保护墙。我们必须坚持,当有人在学校或政治范畴内,对我们作出具偏颇性的言论,就是触犯我们的人权。


既然这与个人的性取向有关,要社会大众认同这是个人权问题,似乎有些困难;所以总有人不愿意出柜。

是的,但总也要有人这么做。


那个人就是你……

女作家挂札裕子(Yuko Kakefuda)在1993年写了一本《身为女同志》,公开出柜;这是日本首次出版类似的书籍。后来,歌手?野?海?ichiru Sasano)在看了挂札的书后,自己也写了一本;我在20岁时读过了。1999年,一名女教师池田久美子(Ikeda Kumiko)写了一本名为《我不会离开你》的书。她是一名女同志活跃分子,但用的是假名;她在1997年在学校里公开自己的性向。我只是承继了这个写书、看书与出书的过程。


?野在书本出版后就患上抑郁症。

每个我所认识的出柜同志,或多或少都有忧郁的倾向。


你呢?

我尽量表现低调,但仍然会感受到那股压力。


你是直接感受到压力吗?

应该这么说,我是扳不倒的。你看过那些60多岁的女人开会的样子吗?她们找不到适合的字眼来讨论性别与性向的问题,在她们的观念里,性是色情、是黄色笑话,她们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严肃的态度来讨论性;所以我出柜后,她们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跟我说话。

我的政党成员和朋友们都很支持我,跟我讨论我的书,问我是否一切无恙。但其他人就总是回避这个话题。他们知道我出柜了,却拒绝去认同;甚至连跟我一起共事的官员,都不晓得要如何跟我说话。

如果有人告诉我,他看过我的书、或关於我的文章,那我就会知道,无论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能接受。大家都知道我出柜了,但却没有人当着我的面提到这一点。

我很享受整个大游行的过程;那就好像一场梦一样。第二天,我回到大阪、回到现世,我马上意识到,真实的生活困难处处。总会有人在看了我的书后出柜,届时我就会把棒子交给她;这让我有种使命感。但直到这个人的出现,我仍然会接受作为先驱的身份。


本文原载《日本时报》(The Japan Times)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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