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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呂克·桑特（Luc Sante）為美國已故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新書《Reborn: Journals and Notebooks 1947-1963》所寫的書評。）

Reborn: Journals and Notebooks 1947-1963
新生：1947-1963年日記與筆記選
作者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出版社 Farrar, Straus & Giroux
出版年份 2008年

換句話說，一位充滿野心的作家所保留的日記，裡面的內容都不可能清白得如同白紙一張。於是，某種複雜的、有點兒帶有窺探隱私的動機會刺激讀者打開作家的書桌抽屜，對作家的私生活一探究竟。在一定程度上來說，這就像是一對具有同謀關係的搭檔創造出的一部虛構小說。

當人們閱 讀蘇珊·桑塔格年輕時代所寫的文集《新生：1947-1963年日記與筆記選》時（Farrar, Straus & Giroux出版社, 定價25美元），上面提到的那個想法會自然而然地湧上心頭。如同任何值得一讀的作家日記一樣，本書的內容預示了她日後作品涉及到的傑出主題。當然，書中的另外一部分內容讀來極具私人性質。或許 ，本書不太尋常之處在於，桑塔格對於自己的作者生涯表述得更為坦白，但在私人生活方面卻在有意迴避。但情形遠非如此簡單。本書的編輯大衛·里夫（David Rieff），同時也是蘇珊·桑塔格的兒子，為此書寫了一篇動人的序言，其中提到她對於如何處理自己的日記並沒有甚麼指示。「去世幾週前，她還一直相信自己能活下來。」就此而言，「至少在她的後半生，無論從哪方面來看我的母親都不是一個願意表達自身情感的人。尤其是她盡量避免討論自己的同性戀傾向或者承認自己的作家野心，雖然她並未否認這些。」而這兩件事構成了《新生》這本書最為重要的主題。

在序言結尾處，大衛·里夫認為桑塔格自成一體的敘述特色戰勝了其它寫作上的顧慮。這個聽上去有些傳道意味的標題書名來自1949年的一篇日記，那時16歲的她寫道：「從此刻起，一切開始改變，我得到了新生。」桑塔格此處所指正是她的性體驗，至少說的是她對自己的身體感悟或者一種及時行樂的感覺，但這種感覺的覺醒貫穿於整本書之中。用里夫的話說，「她是一個抱負遠大的年輕人，在這大千世界中想要成為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她無時無刻鞭策自己不斷前進，自學所有知識。

她的理解力超前於他人。寫第一篇日記時她才僅僅14歲，就大聲宣佈了自己的信仰（無神論，社會主義，以及「人類之間的唯一差別只是智力不同」。）止於30歲的這本日記中，她那種夾雜了老於世故與清新純樸的文風，讀來更像是一位比她大得多的作家的手筆，而不是出自一位故作深沉的年輕作家（儘管她的觀點還有令人商榷之處）。承然，那種年輕人的熱情導致了她的專橫論斷與強烈語氣。——「有時……我得承認對（托馬斯·）曼的《浮士德醫生》有些失望。……這是對我的敏銳批評力不加掩飾的證據。」「一定要讀孔迪亞克！」無論是在寫作還是談話中，她從未丟棄這種熱情。（我曾在社交場合遇見過她幾次，但是對她了解不深。）

她一直極其嚴肅。即使後來她已經能夠觀察與分析流行文化的諸多層面（例如1964年的《論坎普》），但她還是將其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她可以擺 脫亞文化帶來的影響。16歲時她問道：「如何才能為美學經驗辯護？」她覺得這不僅僅是一種消遣。儘管在八年後她罕見地出現了退步，她承認「這是由於長時間浸淫在高雅文化的氛圍中養成了愚蠢的自大情緒」所致。即使日記裡的描述讓我們看到她在不斷成長，拓寬視野，然而她獻身於高雅文化的決心卻始終不曾動搖。這是她的聖地，她必須要與折衷、倒退和懶散安逸劃清界限。她把福克納的小說《八月之光》稱為「粗俗的作品」；與卡夫卡相比，她認為「喬依斯愚蠢十足。」她等不及被人批准成為文學殿堂的守門人，而是在人們承認自己之前，她就勇敢地承擔起了這一重任。

與她知識分子的自信一面恰恰相反，她對自己的情感卻是難以確定，左右為難。15時她意識到自己有「同性戀傾向，」於是她有時屈服於這種傾向，有時（在那個時代精神的背景下）又企圖反抗它。「我強烈地感覺男性的身體對我有一種吸引力，這最終證明我是雙性戀。」對這方面的研究她表現不俗，詳細梳理出了同性戀名詞術語表以及相關傳統。但同性戀研究與她的具體生活糾纏混雜在一起，讓她心力交瘁。比如，在1940年晚期她只出沒於聖弗朗西斯科（舊金山）當地的同志酒吧，她高傲的性格使她與其他地區的同志酒吧產生了隔離。她對感情熱切渴望，但又自我折磨，不太肯定自己能獲得他人的愛慕。她談了多次戀愛，但一個身材高挑、殘忍無情的人Ｈ.很快控制了她的生活。1949年Ｈ.首次在灣區出現，十年後又重新在歐洲露面，仍然以糟糕的方式對待桑塔格，踐踏她的內心激情。

然後桑塔格結婚了。事情發生得突如其來地快。1949年秋天她得到獎學金就讀於芝加哥大學。11月的日記中她寫道：「當時我得到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幫助一個名叫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的社會學教師去做研究工作。」在接下來的12月2日的日記中：「我與菲利普·里夫訂婚了。」幾頁過後，在到加州採訪托馬斯·曼的途中，也就是1950年1月3日的日記中她記到：「帶著十足的清醒，以及懷著自己會走向自毀的擔憂中，我與菲利普·里夫結婚了。」當時她正在閱 讀《戰爭與和平》、巴爾扎克和一系列有關神學研究的作品。她並未解釋嫁給里夫的原因是甚麼，事實上她對此事只字未提。除了提及了一個模糊的夢之外，1956年她開始大肆批評婚姻制度。這幾年期間她幾乎沒有寫過多少日記，五年時間只包含在短短的9頁紙中。1952年她的兒子出生時日記上沒有記錄，他在日記的首次亮相出現在一句題外話中。

1956年她重新開始煥發生機，抑或許 是日記本身變得有趣起來。日記中充滿著閱 讀目錄，自我勉勵的話語以及極富機敏的談話記錄等等。一年後她接受了牛津大學的獎學金，離開了丈夫和兒子去往英國。人人都明白這會充滿傷感與爭吵——里夫想讓桑塔格的旅程與他和在國外學習安排在一起——但這些都被她的愉快心情一掃而光。以前她一直困守於牢籠之內。忽然間，快樂的心情此時幾乎佔據了日記的全部描述之中。她很快離開了牛津，到了更具活力的巴黎。巴黎喚醒了她的感覺，她快樂陶醉於知識圈、社交場合與性生活當中。回首過去可能不是個好想法，但她與Ｈ.恢復了關係。不過她慢慢認識了Ｈ.的前妻，一位劇作家瑪麗亞·艾琳·福恩斯（Maria Irene Fornes），發現這位劇作家更合她的口味。1959年她返回美國紐約，得到了兒子的監護權，開始了寫作、編輯與教書的職業生涯。我們看到她此時正處於她作為一位重要作家的偉大時刻的前夕。

《新生》在某些意義上不能說是一本正式的書籍，而更像一個人的畫像。此書觸及到作家的內心深處，展現了其內心劇烈的情緒波動。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幾乎都只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筆帶過，而一些瑣碎事件卻以逼真細節加以認真審視。很多時候我們需要揣度她落筆的動機，其中的重要人物匆忙地登場退場，沒有給予介紹。各式各樣的觀點看法——或者是奇思怪想總是經常被重複提及以至於讀者須以善意和溫情去寬容它們。但桑塔格卻成功 贏得了讀者們的愛心與好感。我們可能永遠不會再次見到如此充滿人性之光的蘇珊·桑塔格，她和每個平凡人一樣也帶有瑕疵。我們會想去重讀她的那些更經典的作品，品味這脆弱的靈魂如何塑造了這一具蘊含激進思想的身軀。


資訊來源：紐約時報
本文原載：愛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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