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朝十時上班，走過長廊, 總有幾個男人「細聲講、大聲笑」，那就是大班（鄭經翰）、黎則奮、小明雄。
有一趟我想做一個愛滋病的專題，小明雄自動請纓，一手拿了幾本有關愛滋病的書給我參考，那些書的作者，名字記不清楚，我花了十日才看完，他又把我拉到餐 廳，然後滔滔不絕向我講述香港有女童找不到ＨＩＶ的個案……美國藥廠的暗謀……同志並沒有經營愛滋病的專利權，然後講到非洲的猿猴也發現愛滋病等等。
那天在場的還有他的男朋友，到此我才明白他的同志身份以及為何如此關心我做的題目。他又教我到衛生科接受ＡＩＤＳ的測試，看看我將會有甚麼待遇，哎! 結果……結果是怕自己的經驗可能不具備代表性，便召集幫手，後來幾乎全編輯室都做了測試。
到最後我也是花了幾個晚上，寫了大約一萬字關於愛滋病與另類治療的題目，結果，跟小明雄當記者時遭遇的命運一樣，被老總黃國華剪掉了四分之三，理由是太泠門，於是便轉向港聞專注的課題「接受ＡＩＤＳ測試者該當何罪 社會衛生科令人卻步」。香港媒體真的沒有累積，過了五年，我仍看見在別的報紙做同樣的題目。
改變對同志的印象
我曾碰過不少男同志，有過無緣無故被怒目而視的經驗，有人告訴我因為他們憎恨女人搶走他們的男人。小明雄除了那件緊身Ｔ恤，我找不到任何疑似gay的蹤跡，他不肯在我的專題中接受訪問，不肯拍照，他肯定不是俊男，但和靄可親，「肥淋淋」的身驅散發著陰柔的親和力，如果閉上眼睛，我會向他傾倒，坦白說，認識他改變了很多我對同志的印象。
那一年，他對我說自己患了絕症，說時張開兩手坦然得像訴說別人的事，當時我看着他們，對死亡的課題顯得非常平靜，平靜得像個信徒。
本文原載《文化現場》2008年11月號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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